Libération - 11.08.2026.pdf

3 € 首发版。第 14011 号

2026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二

www.liberation.fr

黎巴嫩

“试点区”村庄 一分为二

第 6-7 版

夏日专题

他们曾如此

相互憎恨 Fleetwood Mac

2026 年 7 月 13 日，巴黎。THOMAS PADILLA 摄。路透社

《解放报》

失业、赤字、增长

马克龙的 败局

距总统离任还有 9 个月， 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这是一项失败政策的结果。第 2-4 版

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海外省 3,80 €，西班牙 3,60 €，希腊 3,50 €，卢森堡 3,20 €，摩洛哥 32 迪拉姆，葡萄牙（本土）3,90 €，瑞士 3,90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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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二

经济专栏

亚历山德拉· 施瓦茨布罗德 撰文

结绳理论

对于一位国家元首——或有志于成为国家元首的人而言，承诺降低失业率显然是一件危险的事。弗朗索瓦·奥朗德在 2012 年提出要“扭转失业曲线”，这一承诺在他整个任期内如影随形，而那条著名的曲线却始终顽固地指向上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则以实现“充分就业”为口号当选并连任，如今两届任期即将结束，失业数据却再度攀升。对这位现任总统而言，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他在 2017 年 11 月曾表示信奉“结绳理论”：必须扶持“结绳前端”的人，即最富有者和大型企业，因为如果他们被削弱，整条绳索都会崩塌。然而，近 10 年过去，事实不得不让人承认：这条绳索并未感到舒适，尽管前端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支持！2024 年因解散议会而开启的政治不确定性亟需结束，因为雇主们夹在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和国内混乱（或反之）之间，短期内恐难有招聘意愿。除了外国投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优势领域”）外，法国经济的大多数数据均呈现警示红色，且短期内难有改善，考虑到当前世界和国家的状况。这位国家元首一心执着于其“供给侧政策”，使大型企业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富有，却未能及时更新思路，错失了多个关键转折点，尤其是能够创造就业的生态转型。在这个酷暑夏季，我们更能感受到其重要性：面对气候失序，一切尚待行动，而国库却已空空如也。距离总统大选还有 9 个月，不妨为那些曾一度支持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政策、如今却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的候选人们感到一丝惋惜。

十年马克龙执政后，

极为糟糕的 数据 与债务

总统曾承诺实现充分就业并减少赤字。在他即将离开爱丽舍宫之际，其竞选承诺似乎已彻底受到威胁。失业求职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刚刚上升至8.3%。

作者：伊斯梅里·韦尔涅

充分就业始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自2017年以来反复提及的马克龙式竞选承诺，如到2027年将失业率降至5%以下，如今已可宣告破灭。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最新公布的数据，第二季度失业率已升至劳动力人口的8.3%——高于上一季度的8.1%和一年前的7.6%。这一数字创下自2020年秋季以来的最高水平，足以令马克龙在距离卸任仅剩九个月之际，对其政绩感到懊恼。执掌国家十年，仍未能持久扭转失业率曲线，接近9%于2017年底。然而，这并非因其未曾努力：他重新修订了《劳动法典》，接连推出失业保险改革，并出台了“充分就业”法案。

“假象”

正是这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因为自2025年初起，所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RSA）的受益人已被自动登记为“法国就业局”（France Travail）的求职者。“若无此法，失业率将低0.4个百分点，即低于8%”，劳工部长让-皮埃尔·法朗杜（Jean-Pierre Farandou）表示。这些人如今“被纳入管理，以改善其就业机会”。

面对这一欧洲最高水平之一的失业率，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Sébastien Lecornu）既不“否认”也不“夸张”。“自2017年以来，已创造了200多万个就业岗位。从未有如此多的法国人在工作”，他辩护道。原因在于，在公共资金的刺激下，学徒制和企业扶持措施推动了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的提升。

2019年至2023年间，曾让伊丽莎白·博尔内在2022年5月宣称“充分就业触手可及”的乐观数据，实为“虚假繁荣”，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分析与预测部主任埃里克·埃耶（Eric Heyer）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学徒人数增加虽提高了就业人口总数，但失业求职者的绝对人数并未减少，实际就业状况也未改善。“此后，政府为削减赤字而减少扶持措施，导致反弹效应”，这位经济学家分析道。15-24岁青年失业率第二季度高达21.6%（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

克莱尔解释说，这并不是“拒绝家庭生活”，而是一种“再平衡”。

3%的幻象

紧缩政策收效甚微 在降低赤字这一目标上——这也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17年和2022年竞选期间的另一项重点承诺。2022年3月，这位谋求连任的国家元首在其竞选纲领发布会上雄心勃勃地表示：“将从2026年开始减少债务，并在2027年将赤字重新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下”。如今看来，这一目标已成泡影。新冠疫情后“无论代价如何”的政策及能源补贴的发放，其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详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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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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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 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于7月2日在爱丽舍宫。 照片：西蒙·沃尔法特 POOL AFP AP

……随后由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继续推动的动态……

我完全不认为马克龙任期内失业率的下降与劳动法改革有关。无论是《埃尔·科姆里法》还是马克龙的法令，都与此无关。这一现象与欧洲各地观察到的情况一致，即人口冲击——一代人退休所致。这对公共财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债务激增便是明证。但这对就业市场也产生了积极效应，因为大量劳动者退出市场，腾出了岗位。然而，过去3年失业率的上升表明，仅靠这一点远远不够。

作为社会党内部初选的候选人，您有何提案？

我提议通过大幅降低月收入4 000欧元以下所有工资的广义社会捐金（CSG，用于社会保障融资的征收，编者注），来提高工资水平。希望这一提案能在党内辩论中得到重视。无论如何，它将成为社会党在新学期的提案之一。此外，还需推动投资复苏。如今，我们清楚地看到，取消所有投资税收抵免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降低能源价格，尤其是燃料价格。我提议效仿西班牙，对燃料实施浮动税制。

雇主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失业率？

大多数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政治不稳定。不仅是国际层面，国内也是如此。企业家们更需要的是5年的政策可见性，而非轰动性的减税措施。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可见性。

“充分就业”仍然现实吗？

当然。当失业率为8%时，5%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通过积极的需求刺激政策和投资支持供给侧，这一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如何看待法国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

同样，政府不愿承担通胀危机的后果，如今正为此付出代价。仅通胀上升一项，就使债务成本增加了37亿欧元，因为10%的债务与通胀挂钩。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公共赤字是经济运行不良的结果。法国创造的财富不足，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因为其经济政策存在问题。必须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政府拒绝增税。这是好事吗？

不应增加家庭的税负。但我认为，最富有群体应为公共财政的恢复做出贡献。因此，2027年财政法案必须让最富有群体承担相应责任。下一年度预算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我希望政治形势能允许我们做出这些选择。

采访：克洛艾·达斯凯

《当前国家形势首先表明的是家庭消费的下降》

厄尔省议员、社会党初选候选人菲利普·布吕恩将失业率上升归因于法国人购买力下降，尤其是能源危机所致。

社会党人菲利普·布吕恩曾于7月发布一份关于燃油征税和价格上涨税收效益的报告，他认为法国失业率连续六个季度持续上升，部分原因可能通过降低能源价格和提高工资来遏制。此外，政治稳定的氛围也能促使雇主增加招聘。

法国第二季度失业率达到8.3%。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这是自2020年秋季以来的最高水平。面对这一局面，社会党如何应对？当前失业率上升是由需求下降造成的。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法国人的购买力来增加需求。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首先表明的是家庭消费的下降。内需在第一季度下降了0.7%，第二季度下降了0.1%。这一局面是由未能应对购买力危机的政策造成的，而购买力危机则是由燃油价格飙升引发的。我们的西班牙邻国采取了大规模的能源价格援助政策，既降低了燃油税，也降低了电力税。然而，社会党人难道没有推行过供给侧政策，通过2016年的《埃尔·科姆里法》放松劳动力市场吗？

FLOURT RECU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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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解放报》周二 2026年8月11日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公共赤字从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3%飙升至2024年的5.8%。尽管2025年已降至5.1%，但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7月中旬在接受《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表示，对2026年实现5%的目标“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将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推迟至2029年，仍然遥不可及。

法国审计法院在其年度公共财政状况与前景报告中警告称，2026年债务负担“预计将增加120亿欧元”，此前2025年已增长9%。审计法院第一庭庭长卡琳·康比指出，“债务正在扼杀我们的财政”。根据法国财政部8月初公布的文件，上半年债务成本因利率上升而增加。这意味着新增借款使支出增加了超过50亿欧元。财政部解释称，这一增长“与到期贷款续借时的利率上升有关”。8月初，十年期国债利率达到每年3.9%，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增长岌岌可危

债务成本可能很快将超过创造的财富增长速度。由于经济活动岌岌可危，这种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发生。7月初，政府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9%下调至0.7%，此前上半年经济活动出现-0.1%的负增长。而前景—。

接踵而至的气候和环境灾害成本尚未得到评估

2027年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法国经济观察与研究中心（OFCE）6月预测增长率为1%。这一估计确实考虑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该海峡的通行尚未恢复正常），导致油价飙升，并迫使政府寻找额外9亿欧元的节约措施。

然而，自入夏以来接连发生的气候和环境灾害成本尚未得到评估。热浪、干旱和火灾预计将拖累经济增长。财政部表示，相关估算将“在夏末”完成，届时将汇总各部委（农业、劳工、旅游等）的工作成果。但经济部门相对乐观地表示，仅“局限于某一地区”的火灾“预计不会对增长造成实质影响”。

更大的威胁来自干旱导致的农业产量下降（2003年曾使经济增长下滑0,3%，相当于500 亿欧元）以及应急支出。例如，政府已宣布将于8月底出台一项“全面”计划，确保“不让任何农民独自面对困境”，并补偿其经济损失。在2027,绿色基金增值计划公布后，这些新的紧急情况再次打乱了政府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优先事项。

政府同时承诺在新学期伊始提出一份2027年预算案，旨在削减赤字，且不增加家庭和企业的税负，这在行政当局看来仅剩一个解决方案：缩减公共支出规模，尤其是社会支出，但此举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法案在议会通过的难度，并损害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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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福尔（Olivier Faure）于7月6日在国民议会。图片：JULIEN DE ROSA / 法新社

反对派发起攻势，前任官员顾及颜面

自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上升数据——这是自2020年以来未曾出现的情况——以来，各政治人物纷纷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展开猛烈抨击。

群起而攻之。Insee关于失业率再度上升的公告尚未冷却，反对派已对总统的政绩展开全面抨击。马克龙曾承诺实现“充分就业”，但其第二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失业率却高达8,3%，有2,7百万人失业且正在求职。“债务深渊……超级富豪变得更加富有，而弱势群体愈发脆弱。这一成绩绝非偶然，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福尔在其X账号上痛批道。

“涓滴效应”。今夏在社交媒体上异常活跃的让-吕克·梅朗雄对此保持沉默。在不屈法国党内，瓦兹河谷省议员卡洛斯·马滕斯·比隆戈被推上前线应对这一议题。这位议员指出“企业每年享受的公共援助金额之高”，并写道：“要衡量这场灾难的规模：这几乎是国家教育年度预算的四倍！”他同样在X上发问：“那么，马克龙主义者所承诺的‘涓滴效应’最后的几滴去哪儿了？”劳工斗争党总统候选人娜塔莉·阿尔托则选择了讽刺：“马克龙曾说只要穿过马路就行了，结果呢！！！”在政治棋盘的另一端，共和党人布鲁诺·勒塔约也发起攻击：“十年的马克龙主义，法国人看到的只有三样东西在增加：税收、公务员数量和失业率。”这位曾短暂入阁的总统候选人抨击了“‘创业国家’的真实成绩”：“这种恶化并非经济周期的偶然事件，而是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产物，充斥着永久性转向和缺乏方向的决策。”在极右翼阵营，塞巴斯蒂安·许努认为马克龙任内的历届政府“破坏了一切、摧毁了一切、清算了所有”。“马克龙主义的成绩是一场灾难，从爱德华·菲利普到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再到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留下的尽是深渊般的废墟。”这位北部省议员补充道。

为自己开脱。随着任期接近尾声，两位前马克龙派总理近日纷纷表态，试图撇清与这份糟糕经济成绩单的关系。“最新的失业数据令人担忧。”伊丽莎白·博尔内在X上表示，并呼吁回归“在她担任劳动、就业与融入部长（2020-2022）及总理（2022-2024）期间已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如“学徒制援助、‘一人一岗’计划及职业高中改革”。她还附上了一张图表，意在展示其政策对15-24岁青年失业率和就业率的积极影响。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另一位前总理（2017-2020年），同时也是总统候选人的爱德华·菲利普，也试图为这一糟糕的结果开脱，将焦点局限于自己在马提尼翁宫的2年任期。“降低失业率并非难解之谜，而是决心、连贯性和常识的问题”，他在X平台上宣称，并强调必须“紧急重拾一项雄心勃勃且坚定的供给侧政策”——仿佛这种政策曾经消失过——同时“赢得技能之战”。这位“地平线”党候选人因此提议，“更有针对性地”将用于学徒制的资金“引导至紧缺职业和未来产业”。在国民联盟方面，国民议会党团2号人物让-菲利普·唐吉则乐于提醒这位勒阿弗尔市长应承担的责任：“菲利普先生在完全无效的政策上耗费了大量资源。[...OMITTED...]不过，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至少他意识到，必须尽可能与马克龙的政绩划清界限，以免拖累自己的竞选。他的对手们已经准备好了各自的说辞。

樊尚·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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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11月5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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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莉安娜案：热拉尔·达尔马南被迫承认自身失败

伊斯马埃尔·阿利萨特 社会版记者

光线终于照进了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南的办公室。几周前，这位右翼政界人士还拒绝承认在导致莉安娜死亡的事件链中存在任何系统性失职。6月4日，这名11岁初中女生的遗体在热尔省的一个市镇被发现，此前她失踪了数日。涉嫌谋杀和强奸她的嫌疑人热罗姆·巴雷拉（41岁）此前曾多次因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暴力而被投诉。

对于热拉尔·达尔马南而言，这些程序处理中的失误当时只能归咎于相关法官和调查人员的“个人失职”。“经费不足的理由并不成立”，他补充道。

当时，司法部长面临的压力达到顶峰。多名政界人士呼吁他辞职。此外，在旺多姆广场的司法部窗下及法国多个法院前，民众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问责。但热拉尔·达尔马南选择沉浸在否认中，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的机会。

司法部长一直等到盛夏压力有所缓解，才终于承认现实。在7月29日发给内政部和卫生部同僚的一份备忘录中（部分内容被《世界报》披露），他如今承认存在“结构性困难”。这封信是在各总检察长审查了所有涉及未成年人性暴力案件的程序后发出的。近几周，每位总检察长都向他汇报了各自辖区内此类案件的处理情况。

曾于2020年至2024年担任内政部长的热拉尔·达尔马南如今不得不承认，这些案件的处理“依赖于手段、专业能力和共享工具”，而这些“目前均严重缺乏”。“所有总检察长一致指出这些困难，并警告称，无论是案件积压的掌控，还是刑事政策优先事项的落实，都面临挑战。”他还提到“司法管辖区和司法警察（OPJ）中的人力资源不足”。至此，司法部长被迫承认自己在博沃（内政部所在地）任职期间的失败。

在一份声明中，全国司法警察协会（ANPJ）谴责其“虚伪”：“正是他自己担任内政部长时的政绩，如今被现任司法部长所否定。”这份备忘录还提到存在“幽灵程序”——这些案件被搁置在警方部门的档案柜中，未曾移交司法机关。他不得不承认“数量庞大”：“艾克斯-普罗旺斯的案件从3152起增至4900起；波尔多从1499起增至2913起；普瓦捷从1983起增至3483起；兰斯从1312起增至2030起。”这一重大问题，热拉尔·达尔马南在多次接受采访或在议会发言时却从未提及。

尽管司法部长同意公布这封信件，但透明度仅止于此。他的办公室拒绝公开那份长达十二页的附件，其中详列了法国各地的失职清单。

《“大型初选”：贝鲁先生，请别把左翼牵扯进来》

莉莉安·阿勒马尼亚 副主编（政治）

这到底是什么馊主意？在周一《费加罗报》的采访中，弗朗索瓦·贝鲁从沉寂中再度现身，提议的不是“中间阵营”的初选，也不是像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向爱德华·菲利普提议的“决胜投票”，甚至不是民主运动、复兴党、地平线党和共和党（LR）之间的“准总统提名”。不，这位前总理抛出了一个“在潜在候选人之间展开竞争”的想法，这些候选人“拒绝极端势力”。“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版本，到戴高乐主义者，确实存在差异，但即使他们自称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些差异如今已变得相对次要，”他强调，“这应该是一场开放而坦诚的辩论，由尽可能广泛的投票来裁决。”

继洛朗·沃基耶在右翼构想的“从达尔马宁到克纳福”的初选（最终未能实现），以及社会党内部一些人希望在今年秋天通过限定候选人范围（仅限社会党或公共广场党候选人）和最小规模选民（仅限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或支付15欧元的选民）来完成“从吕芬到格吕克斯曼”的选择之后，贝鲁如今又提出了“从格吕克斯曼到勒塔约”的初选方案。

谁会认真对待这样的玩笑？可以理解的是，在马提尼翁宫的溃败和3月波城市政选举失利后，这位民主运动的现任领袖、仍在苦苦寻觅候选人（他试图推动前欧盟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参选）的贝鲁，试图在盛夏之际重新抢占媒体关注。但贝鲁显然没有吸取马克龙五年任期的教训：他口中的“极端势力”——不屈法国党和国民联盟——之所以双双进入第二轮，并非因为中间阵营缺乏联盟，而是因为左右翼之间缺乏对抗。像拉斐尔·格吕克斯曼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内的“戴高乐主义”继承者布鲁诺·勒塔约永远不可能共同执政。为何要将他们想象成初选的对手？这已不再是政治科幻，而是战略性的自保。

在米歇尔·巴尼耶倒台后被任命为总理，弗朗索瓦·贝鲁本有机会证明他毕生的政治项目是可行的：要么建立一个“大联盟”，要么号召那些位于“民主长河”（他在《费加罗报》采访中创造的表述）中的政治力量参与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他失败了。而从社会党人去年夏天为预算准备的态度来看，他甚至没有为这样的方案做过努力。

这位中间派人士如今是否认为，这个新的“第三势力”——1947年为阻止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在战后重建中掌权而诞生的联盟——能在总统选举中重生，在牌局重洗的当下？这显然无视了自1962年总统普选制确立以来的第五共和国制度。贝鲁口中的“大型初选”不过是总统选举的第一轮。左翼已无法在让-吕克·梅朗雄之外形成共同候选人，更不可能为了贝鲁设想的“救生板”——为日渐式微的马克龙主义继承者提供的提名模式——而自行消亡，甚至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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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周二

8月8日，在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超过60 %的村庄房屋被以色列军队完全摧毁。

哈桑，居民

黎巴嫩南部的脆弱生活：“试点区”内的日常

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位于黎巴嫩南部，是以色列军队计划逐步撤离的首批区域之一。在被炸毁的房屋、以军的突袭行动以及居民谨慎的回归之间，这里的生活已被彻底颠覆。

阿蒂尔·萨拉丹 特派记者，黎巴嫩南部报道

“你看到他们堆的那个大土堤了吗？”哈桑指着那堆土，仿佛不可能有人会错过它——就在几米开外。这道近2米高的土堤如今横亘在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的主干道上。该村与扎乌塔尔·加尔基耶村相邻，同处黎巴嫩南部。

“我们一觉醒来就发现它在这里，”这位老人继续说道，脸上写满疲惫。“以色列人是从这条路过来的，他们推倒了10棵橄榄树，然后把土堆到了这里。”据他回忆，在一番简短的交涉后，以军还将原本驻扎在土堤位置的黎巴嫩小股部队赶到了更远的地方。自21日起，黎巴嫩军队已正式进驻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该村是贝鲁特与特拉维夫谈判达成的“试点区”3个地点之一。他们的任务是：控制以军同意后撤的一小片区域，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并负责阻止真主党的任何活动，以期推动以色列更大规模地从黎南部占领区撤军。“不过，以色列人最终还是回来了。”哈桑轻声说道，目光落在土堤和邻近山谷的斜坡上。平民禁止靠近土堤，但哈桑绕道橄榄园，从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被占领的土地。“我们的村子被一分为二。土堤后面的那些房子，也是我们的。那边山坡上的，是扎乌塔尔·沙尔基耶村。同样，平民都回不去。以色列人还在那里。”他指着一栋白色大房子，称里面驻扎了士兵。接着，他的手指又指向旁边停放的一辆梅卡瓦坦克，7辆坦克中的一辆，炮筒正巧对准了他的手势方向。从橄榄园望去，无法看到占领区内的具体情况。

卫星图像由《解放报》获取，拍摄于10日，揭示了这一盲区：11辆以色列坦克停靠在白色房屋附近，而推土机等工程机械正在建筑物后方作业，摧毁民宅。所有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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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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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照片：尼西姆·加斯泰利

与以色列的谈判仍陷僵局

经过 7 轮谈判，两国对话在以色列从该国南部撤军问题上陷入僵局。贝鲁特要求扩大“试点区域”，而特拉维夫拒绝放弃某些战略阵地，并继续其军事行动。

L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脆弱的谈判前景仍需用条件式表达。第八轮谈判可能于 9 月初举行。但黎巴嫩代表团这次可能选择不出席。至少这是近日该国媒体透露的信息。

外交赌注。 自 8 月 3 日至 6 日在罗马举行的上一轮谈判以来，外交进程似乎陷入僵局。据黎巴嫩日报《Al-Modon》报道，贝鲁特甚至考虑“暂停谈判”，如果以方继续对其部分提议置若罔闻。自首批“试点区域”在黎巴嫩极小部分领土上建立以来——旨在通过黎巴嫩军队部署换取以色列逐步从占领区撤军——贝鲁特希望加快这一进程。黎巴嫩当局的目标是：在更具象征意义的地区建立新的“试点区域”，特别是希亚姆（Khiam）和宾特朱拜勒（Bint Jbeil）。

这一选择绝非偶然，因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有真主党的存在，且是边境地区的主要城市中心。若黎巴嫩政府能在此投入力量，将赋予“试点区域”全新的意义，从而成为贝鲁特外交赌注的有力证明。然而，目前这一赌注仍过于脆弱，尚未完全说服多数黎巴嫩人。

然而，决心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的以色列当局，断然拒绝考虑放弃这些占据高地的战略阵地。令黎巴嫩谈判代表极为不满的是，特拉维夫还在该地区继续大规模的土方和破坏行动，甚至在停火期间仍不断蚕食土地，如近期在沿海城镇曼苏里（Mansouri）的行动。据黎巴嫩日报《An-Nahar》报道，黎巴嫩代表团因认为对方“拖延战术”而于 6 日提前离开罗马谈判桌。

军事升级。 一些谈判代表认为，只要 10 月的立法选举尚未结束，就无法考虑任何以色列撤军，这将使可能的方案陷入长达两个月的僵局。除了对黎巴嫩南部数十个城镇的系统性破坏，围绕阿里·塔赫尔（Ali Taher）这一另一战略高地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该地据称有真主党武装分子驻守。

如果以色列决定介入，军事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这支亲伊朗的武装政党则保持着充满模糊的立场。它公开反对“试点区域”，但私下表示，若以色列真正撤军，将不反对黎巴嫩军队的部署。目前，在外交突破缺失的情况下，黎巴嫩南部仍悬于熟悉的力量对比逻辑之中。

A. Sa（发自贝鲁特）

橄榄园也被以色列军队摧毁。它们在黎巴嫩士兵部署至“试点区域”前几小时被炸毁。此后，被占领村庄的房屋也在逐渐消失，不规则的沉重爆炸声不时从山的这一侧传到另一侧，暴露了这一事实。

《既无水也无电》

“有时从我们家就能看到，”阿巴斯站在自家屋顶上说道，这里视野开阔，毫无遮挡，直达被占区域。这位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勉强完成了高中学业，多年来被迫多次搬迁，学业进展断断续续。“房子受了不少损伤，但还撑得住，”他用带有鼻音的阿拉伯语说道，其中夹杂着几个经过推敲的法语词汇。在扎乌塔尔·加尔比耶，超过60%的房屋被完全摧毁，其余的也受到严重损坏。损失程度近八倍于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攻势，起因是两名以军士兵被绑架）时的记录。

“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连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没有，”阿巴斯的祖父出现在仅存的露台上说道。“我们既没有水，也没有电……只能睡在邻村，还得支付800美元的房租。黎巴嫩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帮助：我们一家半年来只收到了105美元（90欧元）的援助。”这位曾在军队服役27年的老人本期待能得到更多。但他并未因此产生不信任：“这里没有人质疑军队和国家的存在。我们信任他们。”据街区居民称，仍有一些家庭是真主党的坚定政治支持者，“但他们现在低调行事”。不久前，有人试图在被占区域对面升起真主党的黄色旗帜，但黎巴嫩士兵在几位不愿卷入这场危险挑衅的村民协助下，阻止了这一行为。“除了这个小插曲，这里的人已经太累了，无法再激烈支持真主党，”祖父继续说道。“我们不是战斗人员的据点。我们太累了，无法支持抵抗运动。”这些平民几天前才刚刚返回。

回到家中后，一些人发现了以色列士兵留下的痕迹：食物残渣、残存墙壁上的希伯来语涂鸦……在“试点区”建立之前，以军在村里的占领从未完全统一，他们更多采取突袭、土方作业或爆破行动。扎乌塔尔·加尔比耶从来都不是真主党的主要据点。这座村庄在历史上最大的不幸，是位于一个战略要地的错误一侧——靠近博福尔城堡、利塔尼河，以及能够监视通往大城市纳巴提亚通道的高地。被困在以色列昔日占领体系的关键枢纽之一，这座村庄在其整个存在过程中，一直承受着接触线上日常的暴力。

子弹的痕迹

“但这一次，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伊萨姆说，他是村口的理发师。他是这里唯一重新开业的人，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理发店里，墙壁被火焰熏黑，弹孔随处可见。“我没法洗头，剪发推子也得去邻村充电，”他解释道，用刷子拂去顾客后颈上残留的细发。他们很少谈论这个“试点区”、它的成功机会，或是可能卷土重来的战争……在这里，每个人都假装重拾被暴力突然打断的生活，仿佛混乱只是路过，带走了几堵墙和几条生命。“这家店是我1994年开的，”伊萨姆回忆道，“每次战争后我都重新开张……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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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坦克于2 août在黎巴嫩南部的扎乌塔尔·加尔比耶村（Zaoutar al-Gharbiyeh）附近部署。图片来源：AMMAR /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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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

《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周二

一把无法启动的微型电锯。这就是记者让-雅克·布尔丹（Jean-Jacques Bourdin）在4月15日采访戛纳市长时送给戴维·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的礼物。这位于2014年创立的“新能源”（Nouvelle Energie）袖珍党派主席，在3月市政选举后退出了共和党，并不宣称自己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便携式电锯的使用者——有任何渊源。他更青睐碎纸机，用它将《劳动法典》、《环境法典》及其他行政表格撕成碎片。这一举动象征着他所推崇的“去监管”和“去官僚化”，并以此作为法国的先锋人物。

这一场景虽不乏幽默——尤其是因为他所批判的行政机构正是使用这类工具——却清晰展现了他的优先事项：摧毁企业负担的规章、裁撤15,000个公务员岗位，简而言之，在自由派眼中“过度膨胀”的地方精简国家机器。

在这场追求中，他并不孤单。右翼共和联盟（UDR）主席埃里克·肖蒂（Eric Ciotti）——国民联盟的盟友、重建党（Reconquête）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的得力助手萨拉·克纳福（Sarah Knafo），以及同样效仿哈维尔·米莱手法的马克龙派议员纪尧姆·卡斯巴里安（Guillaume Kasbarian），都在推行一种无拘无束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理念旨在减轻债务、促进创业；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策略，以备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框架已就绪，愿景已明确”

对戴维·利斯纳尔而言，目标明确：他希望通过推行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总统，并坚持在右翼内部贯彻竞争原则，以保持一致性。“自称右派却拒绝对抗的基本原则，这是说不通的，”他在电视节目中常如此高呼。作为法国市长协会（AMF）主席，他支持从中右翼到极右翼的广泛初选。

他的政党已整装待发：“首要任务是总统选举，”新能源党总干事罗曼·马尔西利（Romain Marsily）确认道，“[政纲]框架已就绪，愿景已明确。从技术层面看，政党在所有关键环节上都已准备就绪。”尤其是在资金方面，据法国电视台报道，利斯纳尔候选人已为竞选筹集了100万欧元。该党在被《解放报》问询时未确认此消息。在X平台上，该党定期以“转会市场”式的手法，展示加入新能源的民选代表。剩下的挑战，是提升这位大众尚不熟悉的人物的知名度。

2027

自由派放任自流

削减公共支出、实行资本化退休制度、精简行政机构：从纪尧姆·卡斯巴里安到埃里克·乔蒂，再到大卫·利斯纳尔，右翼和极右翼的部分自由派人士相信，即将开启的竞选活动对他们的主张特别有利。

作者：埃利奥特·勒拉

埃里克·乔蒂也热衷于这类表演。“洛尔-阿涅斯·卡拉代克（前共和党罗讷河口省联合会主席）加入了‘共和与民主联盟’（UDR）！”他的团队在2024年5月于一个面向记者的WhatsApp群组中夸耀道。随附一条来自前共和党主席的信息：“共和党被‘共和与民主联盟’取代的进程已经启动！”然而，这位尼斯（阿尔卑斯滨海省）市长领导的极端自由派政党并不会派出总统候选人。尽管经济路线大相径庭，他们仍将支持其盟友——国民联盟。

在纪尧姆·卡斯巴里安一方，路线则有所不同：这位厄尔-卢瓦尔省的议员发誓不为任何人效力。在2024年2月至9月担任住房部长之前，他在国民议会推动了一项于2023年通过的法律提案，名为“反占屋法”。

这位议员在四月中旬发起了“自由党”，旨在“掀起一场自由主义觉醒”。这是一个新的总统竞选团队？“我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回应道，“这让我能在提案上极为自由，哪怕要动摇同僚和建制派。” “我希望我们有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尽可能自由的总统，”他补充道。

他的政党应成为一个“反思空间，其使命是激活辩论，并为那些觊觎共和国总统职位的人提供政策养分”，前投资银行家、前议员斯特凡·沃耶塔强调道。沃耶塔在自由党成立后不久便加入其中。该党的目标是“见机行事，依附于最有利的一方”。

“制度性黄金法则”

尽管卡斯巴里安表示仍需“打磨想法”以形成“震撼性提案”，但自由派阵营已有明确的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控制公共支出，将企业从“阻碍创新和竞争力”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并“降低强制性征税”。从卡斯巴里安到乔蒂，他们都强调债务的严重性。大卫·利斯纳尔的团队成员罗曼·马尔西利遗憾地表示，国家支出“既未使部分人的财富受益，也未促进社会和谐，甚至未能缩小不平等，更未惠及对不平等的斗争”。

“将一部分用于资助公共服务、维护团结，这是正常的。但如今，法国是公共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强制性征税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新能源党总干事指出。

为解决债务问题，该阵营的经济纲领树立了两大支柱：削减公共支出，并将劳动世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期重振增长。为此，大卫·利斯纳尔希望法国遵循“一项制度性黄金法则，限制公共赤字”，使“主权支出（国防、警察、司法、外交）仅占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一，且不超过公共支出的十分之一”。

为释放创业活力，他主张降低企业税，特别是企业增值税（CVAE）——该税种主要影响大型企业。其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将其对GDP的贡献从2%降至1%。

纪尧姆·卡斯巴里安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总体上得到了认同：“我提议削减预算开支。因为我希望减轻国家的负担，国家通过各种税收为支票、补助和公共支出提供资金，而我希望减少这些支出。”

对于埃里克·乔蒂而言，削减社会支出必须特别通过资本化退休制度来实现，这是自由派右翼的老调重弹。问题在于，他的盟友国民联盟并不支持这一主张。尼斯市长也并非没有努力说服由乔丹·巴尔代拉领导的政党，他通过“自由大论坛”这一议会研讨会推动资本化议题，该论坛于去年议会会期结束时在国民议会举行。

这些会议也是这位前共和党主席宣称自己与阿根廷自由意志主义总统哈维尔·米莱有思想渊源的机会。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一把电锯被摆放在会场显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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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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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利斯纳尔，戛纳市（滨海阿尔卑斯省）市长兼“新能源”党主席，2023年10月于巴黎。照片：阿尔贝·法塞利

这些削减公共支出的意愿得到了自由派智库的支持，这些思想实验室与他们交流并提出相同的建议。“我非常欣赏纪尧姆[·卡斯巴里安]，”自由派智库“智者研究所”创始人奥利维耶·巴博坦言，“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完整方案，因为他尚未公布，但我听到的内容让我非常满意。”

预算辩论的良机

然而，对于部分自由主义措施的支持者而言，推行这些理念的时机已经成熟。「自由主义的理念若单独提出，可能会受到欢迎，」卡斯巴里安坚信道。「当我在公共服务部任职时（2024年9月至12月），我推行病假首日无薪和降低病假补偿的措施，虽然这项措施并非人人赞同，但在大多数民众中获得了积极反响。」自由党主席认为，「当前的债务水平、支出水平和赤字水平，将使持续的‘周边社会主义’难以为继。」新能源组织的罗曼·马西利警告称：「自由主义理念在文化层面正不断进步，这固然可喜，但需警惕被‘大杂烩’政党所利用」，其矛头直指复兴党和国民联盟。必须指出的是，弗朗索瓦·贝鲁在2025年为2026年预算辩论定下的基调，令该阵营颇感欣慰。「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濒临债务过度，」这位短暂担任总理的政客在9月的信任投票中遭国民议会否决后，仍坚称这一判断。但这一观点已然播下种子，并引发议会两派争论：一方主张提高富人税收以促进税收公平，另一方则鼓吹削减公共支出。「我们曾逆风而行，如今顺风而动，」智库「纳税人联合会」的伯努瓦·佩兰欣喜表示。「这一论调颇具吸引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因为退休金问题。法国面临的预算困境让人们看清了现实。」1999年自由派总统候选人阿兰·马德兰也对其理念逐渐渗透公共辩论感到欣慰，甚至半开玩笑地感受到一股「前革命」氛围：「时代氛围正在形成：让我们去做，让我们呼吸，让我们工作。你能感受到时机已到，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夕。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局面。」他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如是说。

然而，尽管自由派的诊断似乎在民意中得到共鸣——「80 %的法国人普遍对公共债务感到担忧」（1），Ifop研究员诺埃·弗里德曼指出——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未获得一致认同。例如，56 %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在不削减医疗支出的情况下减少赤字。至于「退休金问题，民意则呈现50-50。因此，一方面，他们希望找到解决赤字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削减公共支出。」诺埃·弗里德曼补充道。他还指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似乎越来越缺乏凝聚力，因为「2023年仅有1名法国人表示喜欢自由主义。1999年，这一比例为70 %」。

缺水问题

在勃艮第，居民与动物 在“万物焦枯”的夏季中心

由于高温热浪和降水稀少，科多尔省的两个市镇不得不依靠水罐车供水。居民、牧民和养蜂人正努力自救，等待长久的解决方案。

记者 朱莉·朗松·米凯尔 科多尔省特派记者 摄影 克莱尔·雅基米亚尔 汉斯·卢卡斯图片社

与整个科多尔省的情况类似，坎斯罗（87名居民）的草坪和菜园已变成枯草色，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泛着光。自7月初以来，位于邻镇坎西勒维孔特（199名居民）的水源已无法为这两个村庄提供足够的水。“目前它每天只能供应20立方米水，而我们至少需要40立方米。我们不得不依靠水罐车补给，”无党派副市长兼当地水务工会主席吉勒·罗比亚尔无奈地说。这位民选代表租用的水罐车每天在坎西勒维孔特和5公里外的圣雷米之间往返5到8趟，每周2到3次，一天总计运送约110立方米水。“水罐车在圣雷米的消防栓取水，然后为兼作水塔的蓄水池供水，”他详细介绍道，“想到以前我们还笑话过有一天会缺水。”

这是继2023年和2025年之后，水源第三年因高温和降水不足而衰竭，需要依靠水罐车供水。“但从未这么早出现过这种情况：往年要等到8月才会这样，”居住在坎斯罗的奥德担忧地说。这位53岁的社工从菜园回来，胳膊下夹着一篮蔬菜。她讲述丈夫和儿子如何参与水罐车运水工作，志愿者的帮助让居民的水费有所减轻。“同时，我们注意控制洗澡时间，减少浇水。万物都焦枯了，西红柿花、其他作物……只剩下几根西葫芦和黄瓜。水已经成了稀缺资源，”她感慨道。

“转变思路”

不远处，坎斯罗城堡矗立在教堂对面。这座建筑曾用于监视阿尔芒松河上的走私者，如今与风力发电机共同构成了这里的风景。高原上的谷物因高温提前15天收割。虽然走私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民选代表们如今追查的是与“蓝金”相关的滥用行为。“第一次运水时，有人抽了30立方米水来给自家游泳池补水，而当时正处于限水期。我只能向他解释这不可能，”吉勒·罗比亚尔说道。但他并不想责怪居民：“他们通常都很注意，也意识到了问题，只是我们需要转变思路……”

步行约11分钟即可到达邻镇坎西勒维孔特。在广场上，教堂对面喷泉中的鸟雕因市政府的命令而断水。“现在不是铺张的时候，”市政府秘书法布里娜·佩利西耶解释道。

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

百米开外，在她儿子和丈夫经营的蜗牛养殖场前，西尔维仍对正在经历的这个令人窒息的夏天感到惊讶。“这里最高温度达到了41℃！”她惊呼道。水罐车送水？对他们家来说还好，这位62岁的退休妇女已经习惯了买瓶装水。但对于蜗牛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能在夜间给它们浇水，否则它们会死的，”西尔维解释道，“为了让它们有力气移动觅食，必须保持湿润。不然，它们就长不大！”她不禁发问：村里的水源为何如此微弱？是地下水位问题，还是管网漏水？科多尔省的地下水储量在本季节相对较低，法国地质调查局的水文地质学家大卫·拉托证实了这一点。他分析称，为坎西勒维孔特村水源供水的含水层源自中侏罗纪，是该省北部的典型地质结构，其石灰岩特性导致储水能力较差。这种天然蓄水层反应极为灵敏，在持续降雨时能迅速补给，但降水一旦停止，也会同样迅速枯竭，这解释了为何坎西勒维孔特村的水源流量在入夏后便开始减少。

异常频发

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OFB）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负责人维吉妮·普塞尔警告称，过去几个月持续的闷热天气——反复出现的热浪和降雨不足——已导致土壤干旱程度创纪录。"在科多尔省，截至8月1日，67%的小型河流处于枯水状态，情况十分危急，"她透露。此次干旱"远比2022年严重"，且"比2025年同期严重两倍"。"我们位于流域上游，水生环境对温度和降水变化极为敏感，且这里是一个‘毛细血管’式的水文网络，分布着众多小型河流，"OFB负责人总结道。

根据省政府的说法，7月中旬的几次雷雨天气范围过于局部，气象预测显示8月上半月无法指望情况好转。尽管该省近几周情况持续恶化，"但目前尚无饮用水立即中断的风险"，省政府部门保证。不过，部分"规模极小的饮用水服务"且"有时无法与其他管网互联"的市镇——如坎西勒维孔特和坎塞罗——在持续干旱面前"极为脆弱"。

在坎西勒维孔特，37岁的养殖户兼谷物种植户弗兰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他的几头夏洛莱牛及其幼崽在树荫下休息，旁边是一条流向村庄小巷的溪流。"看它们的肚子，能看到它们呼吸急促，"他指着牛群说。"不过，在热浪最严重的时候更夸张，我院子里的温度计在阳光下显示50℃。"目前，勃艮第牛直接饮用阿尔芒松河或穿过牧场的濒临干涸的溪水。"但它们在石头间喝水很困难，就像我们用吸管喝水一样。而且水质也变差了，按理说现在它们应该吃的是青草，"弗兰克无奈地列举道。从7月起，这位养殖户不得不开始"照料"牛群，为它们提供干草、秸秆和谷物，甚至动用了冬季储备。"自用"谷物将不会出售，这位农民低声说道，他估计已损失了一半的常年收成。"这种变暖，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他承认。接手家族农场十年后，他正经历第三个干旱和酷热年份，这种频率相对于父辈经历的情况而言极不正常。在村子的另一头，77岁的让-皮埃尔乐呵呵地倾诉着。"我退休了很高兴，这样我就能看看电视，然后就完事了，"这位前养殖户兼谷物种植户说。"我等晚上凉快了，和朋友们在树下玩滚球。"他出生于这个村庄，经历过1976年的大旱和2003年的致命热浪。"但那时的热浪不像现在这样，持续时间短，而且我们当时不缺水，尽管用水量更大，"他回忆道。

弗兰克则选择在夜间工作，以避开高温和收割期间的火灾风险。该省八个林区均处于严重火灾风险状态，多地已发生火灾，如7月底发生在距离第戎约十公里的库谢葡萄园山林火灾：24小时内90公顷被烧毁，150公顷过火，这在勃艮第森林中较为罕见。周日，弗勒雷-叙乌什再次发生火灾，约2公顷灌木丛被烧毁。

迁徙蜜蜂

41岁的埃洛迪和36岁的亚历山大都是养蜂人，他们不得不去邻村的父母家取水。他们绝不愿动用集体资金，从坎西勒维孔特的水源抽水来维持他们的蜂蜜加工实验室。“我赶集时发现，人们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埃洛迪说道，她担心气候冲击会导致水费和输水费用飙升，如果必须接入其他市镇的供水网络的话。

亚历山大不考虑是否要给蜜蜂喂水，他认为确保蜜蜂能喝到水是“动物福利”的一部分。对于当地的蜂箱，他判断形势“极其复杂”：自5月20日以来，蜂箱一直没有产蜜。空气和土壤的低湿度使植物无法分泌花粉和花蜜。“而且，蜜蜂为了调节蜂箱温度而疲于奔命地找水，无法专心觅食，”这位养蜂人解释道，“蜂王因此调整产卵量，减少繁殖。自5月以来，我们已经损失了约50%的蜂群，这种规模的损失还是头一次。”未来，这对夫妇计划将采蜜蜂迁徙到孚日山脉和汝拉山区，寻找“更凉爽、更湿润”的高山微气候。

与此同时，村民们已失去耐心，认为当选者必须找到应对村庄水危机的解决方案。水务工会主席吉勒·罗比亚尔列举了几个正在讨论的选项：一口31年前挖掘但从未使用过的老井，位于阿尔芒松河冲积层，将进行研究；同时考虑与布雷讷河冲积层的圣雷米进行长期连接。此外，如有必要，当选者将遵循省长的建议，与莫尔旺南欧苏瓦水务工会合作，吉勒·罗比亚尔解释道，他更倾向于保持更本地化、更自主的管理。

无论如何，新的连接将是重新改造两个市镇已有50年历史的供水管网的契机，因为“如果在旧管网上接新管，到处都会爆裂”，他警告道。这样的翻新可能耗资2甚至2,5百万欧元，对于这些小村庄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地方工会主席表示，有专项补贴和贷款可用。无论如何，他一边在正午烈日下走过坎瑟罗的街道，一边说道：“长远来看，我们别无选择。”政府周一表示，目前法国近70%的地区实施了用水限制措施，并宣布将于周三召开危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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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弗兰克饲养的夏洛莱牛在高温下喘息不止。

亚历山大36岁的蜜蜂自5月底以来不再产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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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RESSO

《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周二

LIME FR

欧洲议会选举：巴尔代拉的竞选支出被驳回

一瓶送给西班牙盟友的香槟、近4 000欧元的“私人司机”费用，以及一份“估价过高”的武装保镖贴身保护合同：2024年国民联盟（RN）的欧洲议会选举头号候选人巴尔代拉的部分竞选费用被司法机关驳回。法新社图片

7月31日，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的太平洋。法新社图片 马里奥·塔马

七月海洋再创高温纪录

根据欧洲哥白尼计划周一发布的数据，海水表面温度较2023年7月（已创下历史新高）上升了0.07℃。

作者：埃莱奥诺尔·迪斯代罗

海洋中的水银柱与陆地上一样创下纪录。欧洲地球观测计划哥白尼周一宣布，2026年7月，除极地地区（北极和南极）外的海洋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海水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超过了2023年7月创下的20.89℃的前纪录。

该机构的公告详细指出：“大西洋和西地中海沿岸的海面温度纪录与大范围、强烈或严重的海洋热浪相关，影响了沿海社区和生态系统。”

同样，“七月份热带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异常高温，该区域目前正处于厄尔尼诺现象（一种每两到七年发生一次的气候现象，海水升温并改变全球降雨模式，编者注）影响下，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加强。”

海洋表面的历史高温与大气监测数据水平相符。西欧从未经历过如此炎热的六至七月，连续“异常”热浪使气温飙升至21.62℃，比平均水平高出2.79℃，超过了2022年的前纪录。

不过，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仍低于平均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2026年7月的平均气温为16.9℃，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与2024年持平，仅次于2023年。

“累积效应”。哥白尼还指出，西欧大部分地区“五六月观察到的大范围干旱持续并加剧，法国、西班牙、德国部分地区和英国的降水量和土壤湿度异常低”。地表土壤湿度水平明显低于2022年7月——上一个遭遇严重干旱的夏季。

这导致河流流量远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对供水、灌溉、水生生态系统、内河运输和多国能源生产造成影响。

北极海冰面积创下该月份第六低值。

“随着土壤变干，其自然冷却能力减弱，从而促进热量累积，”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这是气候变化如何加剧极端高温事件的一个明显例证，高温与干旱相互强化。”

相反，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土耳其内陆、希腊、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湿度高于平均水平，局部出现洪涝。

«更远的影响」。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主任劳伦斯·鲁伊尔指出，欧洲大陆部分地区的高温和干旱极大助长了火灾的发生。「上个月，整个西欧的森林火灾活动异常活跃，无论是过火面积还是排放量，」这位专家回顾道。「大规模火灾产生更多烟雾，并将其推送至更高的大气层，这意味着烟雾能够传播得更远，不仅影响当地空气质量，还会波及整个地区。」

关于2026年7月两极的情况，北极海冰面积录得该月历史第六低值，巴伦支海北部、斯瓦尔巴群岛及弗朗茨·约瑟夫地周边海域的冰层覆盖尤为稀薄。

在地球另一端，南极海冰面积在7月份排名历史第五低，大部分海洋区域的冰层覆盖均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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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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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fr

《哈利·波特》粉丝迫使电力连接项目改道 以保护多比的“陵墓” 绿色连接（Greenlink）项目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条连接爱尔兰和英国的海底电缆，他已收到“数百个电话”，抗议对这位家养小精灵圣地的亵渎，《卫报》报道。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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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俄罗斯在周日夜间至周一凌晨拦截的乌克兰无人机数量。俄方称，这些袭击针对俄罗斯约15个地区及被吞并的克里米亚。据当地政府消息，两个地区已有人员死亡。在俄罗斯中部的鞑靼斯坦共和国，据地区当局的一份公告称，“大规模”袭击瞄准了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的工业城市下卡姆斯克。此次袭击据称针对该市“工业和民用设施”，该市拥有炼油厂和一家大型石化厂。公告强调：“不幸遇难者已有多人”，其中13人（包括一名儿童）死亡，75人受伤。这一伤亡数字使此次袭击成为自2022年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以来，俄罗斯境内发生的最致命袭击之一。鞑靼斯坦共和国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宣布周一为哀悼日。乌克兰总参谋部声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由石油巨头鞑靼石油公司（Tatneft）控制的塔内科炼油厂，目的是“削弱俄罗斯侵略者的军事潜力”。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则宣布以“恐怖袭击”罪名展开调查。（法新社）

田径欧锦赛：避免电视镜头性化女性运动员的指南

一份长约二十页的指南，旨在终止在重大体育赛事中性化女性运动员的电视镜头。随着田径欧洲锦标赛周一在英国伯明翰开幕，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汇集了57个国家公共视听媒体的组织——在数周前呼吁彻底改变拍摄女性田径运动的方式。

EBU执行总监格伦·基拉恩（Glen Killane）在指南前言中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报道能够系统性地尊重并反映女性运动员的才华、力量和奉献精神”。“制定视频拍摄指南是消除体育运动中对女性有害刻板印象的关键一步，”欧洲田径联合会主席多布罗米尔·卡拉马里诺夫（Dobromir Karamarinov）对此表示赞赏。该文件列举了多个存在问题的镜头示例及图解，涉及

EBU体育部门指出的有问题镜头包括：过度特写女性运动员的臀部、胯部等身体部位，以及无关运动技术的仰拍镜头和慢动作回放。

压力。“这些选择会产生深远影响，它们扭曲公众对女性运动员的认知，分散对其卓越表现和技术能力的关注，同时可能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格伦·基拉恩进一步解释。指南还针对多个运动项目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如跳高、跳远、撑杆跳及各类径赛项目。

EBU认为，这些改变“不会对叙事、技术要素或视觉质量造成任何损失”。相反，这些措施有助于女性运动员摆脱因拍摄角度选择而产生的压力，从而更好地展现运动水平。英国撑杆跳奥运奖牌得主霍莉·布拉德肖（Holly Bradshaw）在报告中指出。此外，克罗地亚跳高奥运奖牌得主布兰卡·弗拉西奇（Blanka Vlasic）和塞尔维亚跳远专家伊万娜·斯帕诺维奇（Ivana Spanovic）这两位国际级运动员也参与了意见征询。伊万娜·斯帕诺维奇警告称，拍摄角度的选择会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严重影响”。

“沟通”。这位冠军还强调了体育解说的“关键”作用，认为其能够“通过突出运动员的表现来确保转播质量”。“我是来比赛的，不希望被从下往上拍臀部。看到网上的剪辑，或者现在人们用AI做的那些东西，真的让我很受伤，”法国撑杆跳运动员玛丽-朱莉·博南（Marie-Julie Bonnin）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这位参加欧洲锦标赛的运动员透露，她曾要求主办方删除过一些过于暗示性的个人镜头。EBU希望这些建议不会被转播方视为“限制”，而是开启一场将在未来赛事中持续的“沟通”。

法国音乐广播：FM频率变动引发不满

法国音乐广播（France Musique）的听众中不满之声日益高涨。尽管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通过大量宣传和无数次警告进行了预告，但该公共音乐电台FM频率的变动——发生于7月21日至22日夜间——仍令众多听众感到不满。正如其主席西比尔·韦伊（Sibyl Veil）今年3月底所宣布的那样，法国广播电台对其FM网络进行了大幅调整，官方理由是为节省约400万欧元并适应收听习惯的变化。然而，

法国音乐广播成为最大输家。根据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局（Arcom）提供的数据，该电台的FM发射器数量从503个减少至140个。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国广播电台将法国音乐广播的频率与法国新闻广播（France Info）进行了互换。音乐广播的覆盖率大幅下降，从FM覆盖人口的93%降至70%。与此同时，法国新闻广播的覆盖率则从80%提升至93%。在宣布这些变动时，西比尔·韦伊表示希望优先保障新闻电台在FM频段的覆盖。而失去FM信号的法国音乐广播听众则被建议通过数字音频广播（DAB+，未来将取代FM）或互联网收听他们喜爱的电台。然而，对于法国音乐广播每日100万听众而言，这一转变并不容易：这部分听众年龄普遍较大（71%的听众年龄超过65岁），且多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78%来自高社会职业类别）。这些忠实听众并不一定拥有数字接收设备（自2020年起，新车必须配备数字广播接收器），且通常没有通过互联网收听广播的习惯。

自7月22日以来，法国音乐广播的Facebook帖子下充斥着不满的评论。例如，路易-玛丽（Louis-Marie）悲叹道：“乡村地区被遗忘了。”另一位听众讽刺道：“看来只能换车了……这不就简单了吗？”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则愤怒地质问：“喂，法国广播，没声音了吗？”如果这种不满情绪持续，其影响将在11月中旬由Médiamétrie发布的收听率数据中显现。

让-巴蒂斯特·沙布朗（JEAN-BAPTISTE CHAB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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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

周一，强烈地震袭击了该国，震感甚至波及委内瑞拉边境。由于地震造成的破坏，六个机场被迫关闭。哥伦比亚地质部门测定震级为6.6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则测定为7.4级。截至法国时间20时30分，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11人。在卡利市，市长宣布至少有20座建筑物“坍塌”，部分遇难者被困废墟之下。（法新社及路透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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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周二

奥菲莉（Ophélie），29岁，在经历一段感情破裂后“想要逃离”。

59%的朝圣者选择从上卢瓦尔省（Haute-Loire）至大西洋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Atlantiques）的路段。

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女性独自远足也能应付自如

报道

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一定是信徒，独自踏上通往圣雅各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路。除了个人故事，她们更在寻求一种自由，以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

撰文

埃娃·勒利埃夫尔

特派记者

圣雅各之路报道

摄影

亚历山大·巴格达萨里安

7月28日星期二，早上7点。勒皮-昂-韦莱（上卢瓦尔省）老城高处的圣母大教堂，沐浴在晨曦的金色光芒中。教堂内，背包堆积如山。首先是一场弥撒，然后是朝圣者的祝福仪式。最后，大门打开，通向一段直插渐渐苏醒的城市的阶梯。涌入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女性，其中不少人独行。“她们行走是为了独立思考，整理自己的情绪，了解自身身体的能力，并彰显独立性。”英国作家安娜贝尔·阿布斯在其2021年出版的《警惕行走的女人》一书中写道，书中追溯了19至20世纪十余位女性步行旅行者的生平。当时她们的人数远少于今天，也不如男性冒险家那样引人注目。一个多世纪后，独行女行者的动机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徒步独行仍是女性解放的途径之一。

0公里

在铺满石板的小城中，彩色的扇贝形装饰灯悬挂在人们头顶。“离婚后，我就想走一走。这是内省的时刻。”51岁的弗洛朗斯说道，她戴着粉色鸭舌帽，身穿蓝色背心。这位来自鲁昂的女性平静地开始了从勒皮-昂-韦莱到圣普里瓦达利耶的首段24公里路程。尽管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但这不是宗教行为”，这位网络安全顾问强调道。根据法国圣雅各之路协会（AFCC）202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仅有20%的圣雅各朝圣者表示出宗教动机，尽管近半数人提到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第11公里

在圣克里斯托夫-叙尔-多拉松村及其充满音乐氛围的咖啡馆露台之后，29岁的布鲁塞尔人奥菲莉跟上了弗洛朗斯的脚步。这位理疗师手腕上戴着智能手表，背包里露出一根法棍和粉色人字拖，刚刚结束一段感情。“我想找回自己，逃避一下，但又不想完全一个人。”这种重新审视自己、为自己腾出时间的愿望，是圣雅各之路上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心声，根据法国圣雅各之路协会（AFCC）的调查。这一愿望也同样被另一位弗洛朗斯——59岁的里昂文献员——所分享。“我全神贯注于观察鸟类、辨认树木，什么都不去想。在这种分心中，解决方案会自然而然地浮现。”面对职业问题，她在行走中“看清”了转行的想法。

一路上，有着各种故事。生活的断裂，对自由的渴望。大自然的喧嚣寂静中充满了蟋蟀的鸣叫和鞋底摩擦地面的沙沙声。土黄色的小径随着脚步变成碎石路，再变成柏油路。午餐休息时，在一个个由大石块房屋组成的村庄里，蜀葵花直指无情的蓝天，弗洛朗斯和奥菲莉一边大口吃着三明治，一边讨论公里数、住宿和闷热的天气。根据法国徒步联合会2025年的一项研究，法国徒步爱好者中男性占多数——54%，而女性为46%。然而，在法国境内的圣雅各之路上，女性平均占到54%的游客比例，根据AFCC的研究。她们尤其偏爱勒皮路线，这条路从勒皮-昂-韦莱延伸至圣让皮耶德波尔（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全长超过750公里，女性占到行走者的59%。2025年，从上卢瓦尔省省会出发的游客超过35,000人。这条路线看起来让人安心：标识清晰，住宿众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也对其大加赞赏。同时，这条路线人流量大，可能“特别让人感到安全，因为你永远不会真正孤身一人”，AFCC主任洛尔·库帕利安茨表示。玛加莉在勒皮路线第三段的起点索格开设了自己的民宿，今年3月开业。她表示每天都能看到“独行女性”，“而且越来越多”。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沿途多家民宿的认同。根据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者办公室的数据，自新冠疫情以来，接待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从2021年的近70,000人增至2023年的236,000人，增长了237%。在法国，这些女性通常独自旅行，2021年的研究显示，60%的女性朝圣者是独行者。“新冠疫情后，独自旅行的女性出现了真正的高峰”，洛尔·库帕利安茨指出。

第18公里

在蒙博内之后不久，48岁的克莱尔在干草地的阴凉处休息。这位来自留尼汪的法语教师说：“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很多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的六个孩子。”她特别提到，她需要陪伴儿子——14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刚刚拿到了职业能力证书（CAP）。我感觉我们翻过了新的一页。我跟丈夫说，我需要一个人出去走走。”她在法国本土停留五周，并趁此机会独自在圣雅各朝圣之路上度过几天。“四年来，我从未哭过。现在，我需要让这一切释放出来。”这是一次解放之旅，一个“超脱时间的时刻，我为自己做决定，不再被家庭的重担所束缚——做饭、打扫、洗衣1,”克莱尔解释说，这并不是“拒绝家庭生活”，而是一种“再平衡”，让她能够“更愉快地回到日常琐事中”。

独自上路让她们重新掌控了自己常常被剥夺的时间。但对于徒步者、记者兼《独行：女性主义徒步指南》一书的作者玛丽·阿尔贝来说，这仍然是一种“颠覆行为。当女性独自出行时，她们不再随时待命。她们成了异类，有点像女巫”。根据巴塞罗那人口研究中心202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法国，女性每天平均比男性少1小时30分钟的可支配时间，原因是她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更多。家庭责任仍然主要由她们承担，她们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法国圣雅各之路协会（AFCC）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35至50岁的女性在朝圣者中占比较低，这一年龄段通常专注于家庭生活。然而，这种获得自由的方式并非人人可及，徒步仍然是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的特权。

“徒步让我能够自私一些。但也有内疚感，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人。”佛罗伦斯坦言，她把19岁的女儿和狗留在鲁昂，独自出行五天。许多女朝圣者都有这种内疚感。克莱尔提到他人的目光带来的压力：有人问她“一个人出门不太辛苦吗”，或者建议她带上最小的女儿一起旅行。“但对我来说，独处是必要的，我当时几乎处于母职倦怠的边缘。”

“我有点在跟自己的体重作斗争，一直无法摆脱，所以徒步让我重新接纳自己的身体，让我为自己感到自豪。”这位留尼汪女性继续说道。每天走二十公里左右，按照自己的节奏……徒步也是改变与身体关系的一种方式。而勒皮圣雅各之路虽然起伏不平，但仍然适合步行。今年七月，来自里昂的佛罗伦斯正在完成从圣谢利达布拉克到孔克的路段，四天内走了72公里。由于工作压力大，她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我找回了一个能跟上节奏的身体，即使有400米的正向海拔变化，尽管我有椎间盘突出，还背着背包。这增强了我的自信，也给了我面对其他事情的力量。”

克洛艾·肖德马什是里昂第一大学社会人类学与运动科学专业的博士生，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性别对远足影响的论文。这种实践可以构成“身体和精神上的挑战，一种自我超越。有些女性

被采访的女性）表示她们获得了新的能力”，这位研究者解释道。徒步的女性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挑战了强加的女性规范：“徒步时，我们不常洗澡，身上长出了毛发。我们不化妆，不精心打理发型，也不讲究穿着”，玛丽·阿尔贝（Marie Albert）如是说道。她正在徒步穿越法国，开展“幸存者之旅”（Survivor Tour），旨在提高对性别暴力的认识并与之斗争。

第24公里

在完成第一阶段行程后抵达圣普里瓦达利耶的民宿时，32岁的玛丽——一名专门从事外国未成年人教育的社工——讲述了她对独自行走的担忧：“因为我们无法避免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或者一个讨厌的家伙。”她还提到，许多亲友“将他们的担忧投射”到她身上——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这种恐惧在《女性徒步指南》（Randonneuses le guide）一书中被克洛艾·肖德马什等作者提及，她们根据受访女性的反馈列出了三大障碍：首先是对侵犯的恐惧，其次是与月经和更年期相关的问题，最后是害怕迷路。

这些恐惧与2024年《卫报》披露的圣雅各朝圣之路上的性侵案件不谋而合。十余名女性在书中作证，称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不同路线上遭遇性侵和性骚扰。“我认为不能天真，在朝圣路上遇到的人和在街上遇到的没什么两样，”法国圣雅各之路协会（AFCC）的洛尔·库帕利安茨表示，她呼吁受害者报案，以便协会能够介入。

双重标准依然存在。“我们鼓励男孩外出冒险，却告诫女孩要小心，把她们留在家里。”体育与身体实践社会学家克莱芒丝·佩兰-马尔泰尔指出。这位萨瓦-蒙布朗大学的讲师认为，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化过程“仍然根深蒂固”。女孩们逐渐接受“自己不适合某些活动”的观念，这成了她们参与的障碍。“我缺乏自信，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让我证明自己能行。”来自诺曼底的弗洛朗斯说。玛丽这位社工也有同样的目标：提升“自尊”，这条路让她意识到自己“能够预订住宿，能够独自行动和处理事情”，而她自称“非常依赖他人”。

7月29日星期三，早上7点，圣普里瓦达利耶的钟声响起。弗洛朗斯和玛丽享用着早餐，桌上摆满了蓝莓蛋糕、巧克力松饼和自制饼干。玛丽对第一天的行程感到满意，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很棒的人”。“这让我安心了，我意识到这条路会带给我很多，我在这里完全有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个超脱时间的时刻，我为自己做决定，不再被没完没了的家庭负担所束缚——做饭、打扫、洗衣。”

——48岁的徒步者克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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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

在巴拿马艺术咖啡馆：“性别歧视与艺术家收入微薄，甚至分文不取”

在一段指控巴黎单口喜剧俱乐部的视频发布后，《解放报》收集到的多份证词揭露了该俱乐部内部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及“极度男性化”的氛围。俱乐部管理层对此全盘否认。

撰文 埃米莉亚·斯帕达 与 泰奥·里贝东

这是首次有喜剧演员公开批评巴拿马艺术咖啡馆的运营方式。这家自2008年开业以来在法国单口喜剧界呼风唤雨的俱乐部，对其内部人士和员工而言，此类指控早已不是新闻，甚至可谓一种解脱：巴拿马咖啡馆长期以来臭名昭著，几乎所有巴黎喜剧圈的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它的羞辱、勒索、排挤，甚至更糟的经历——“90 %的单口喜剧圈内纠纷都与巴拿马有关”，一位被该俱乐部无数次拒之门外的演员戏谑道。

报酬 “看脸支付” 然而，在西尔万·费尔戈（Sylvain Fergot）周三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视频之前，尚无人敢公开发声。视频中，他表示：“我因为要求支付报酬而被法国最大的单口喜剧俱乐部巴拿马开除。”这条获得3,9百万次观看和超过240 000个“赞”的帖子，在巴黎单口喜剧小圈子里引发了轩然大波。潘多拉魔盒的打开，从众多喜剧演员的反应中可见一斑。他们以个人名义表达支持，部分人更借机延伸指控，如梅尔万·本拉扎尔（“我原本希望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离开后，那里的情况会有所改变……”指代前节目策划人）、弗洛朗丝·门德斯（“我们迫不及待想看到一段揭露所有按指示将两名喜剧演员列入黑名单的喜剧俱乐部的视频”，暗指一位深受巴拿马保护的常客）或丽莎·帕里安特，后者表示“期待这件事能引发对所有喜剧俱乐部的讨论”。这一指控可能如星火燎原，因为在这个圈子里，艺术家无偿演出并不罕见——另一位喜剧演员托马斯·卡隆（Thomas Calone）已发文指控里尔的一家俱乐部Spotlight存在类似问题。在视频中，费尔戈讲述了俱乐部老板如何将他排挤出局，并附上了语音信息。他用寥寥数语解释了大多数喜剧俱乐部的经济运作模式：当一场演出观众不足时，主办方会取消演出。但这家巴黎俱乐部却采用了不同的做法：它仍然收取门票和消费收入，却通过不支付报酬来削减喜剧演员的收入……仅仅因为要求更多透明度，在巴拿马演出长达八年的西尔万·费尔戈便招致了经理的愤怒。这位喜剧演员回忆道：“在巴拿马，你可能因为说错一句话、得罪了节目策划人……或者点赞了他们不喜欢的人的帖子而被开除。” 尽管这段视频起到了引爆点的作用，但类似事件并非孤例：在《解放报》采访中，多位曾在巴拿马演出或仍在该俱乐部活动的单口喜剧演员表示，他们被迫在某些时段无偿演出，否则将面临其他演出档期被取消的威胁。“我和朋友们多次讨论过要停止在那里演出，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这种选择”，每周参与约30场演出的埃米莉（1）坦言。她自认“幸运”未遭俱乐部“虐待”，但也讲述了多起与西尔万·费尔戈类似的经历：“他们向我施压，要求我接受无偿演出的档期——”

巴黎第十一区的巴拿马艺术咖啡馆（Paname Art Café）的单口喜剧演员们表示，他们被迫在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演出，否则将面临其他演出档期被取消的威胁。

“如果我拒绝，就不会让我再有其他演出机会。”许多同行“被取消了演出档期”，或者被迫“回到更业余的场合，比如开放麦（即开放式表演，编者注）”，甚至有时被要求“负责舞台管理”，她说道：“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妥协。说到底，这完全看主办方的心情。”

“全凭主办方的好恶” 根据《解放报》收集的多份证词，喜剧演员的报酬取决于其知名度。“刚开始时，你的报酬是10欧元，之后可能会涨到50欧元”，每年多次登上第十一区这家场馆舞台的洛雷娜（1）解释道。“我曾在一场演出结束时被告知不会得到报酬，因为观众人数不足。但我们（无法查看售票情况的演员）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巴拿马艺术咖啡馆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回应称：“所有演出都有报酬”，并表示“对所提话题完全坦然”。“希望测试自己段子的演员可以在白天时段登台，这种情况下没有售票”，该俱乐部进一步搪塞。

在巴拿马艺术咖啡馆尝试了两年后，纳吉姆·齐亚尼（Najim Ziani）于2024年选择放弃。“这太不稳定了，对心理压力很大”，这位罕见的加入SFA-CGT（法国演出艺术家专业工会）的单口喜剧演员说道。他还批评该俱乐部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劳动法在这里得不到尊重”，以及通过发票支付报酬，这种方式监管更为宽松。因此，“许多喜剧演员只能以自雇者身份工作，这加剧了行业的不稳定性，并带来了各种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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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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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只有演出费（cachets）才能获得“间歇性演出者”（intermittent）的资格——这一“敲门砖”需满足507小时的工作和申报时长，方可获得稳定收入。多位受访演员还指出，巴拿马艺术咖啡馆的管理被形容为“粗暴”，因为“全凭主办方的随意性”，该主办方约三年前上任。“一切都取决于主办方的好恶”，一位演员抱怨道。“巴拿马的运作模式就是威胁”，另一位表示，“只要你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哪怕荒谬或侮辱性的，就会失去演出机会。”该俱乐部对艺术家的控制近乎霸道，毫无掩饰，权力失衡常演变为言语暴力，甚至肢体冲突——一位曾在此起步的演员回忆道，“艺术总监（当时）曾对我进行人身威胁，那时我才18或19岁”，他之所以能躲过对方的“追打”，全靠其他演员的干预。

对于不服从的演员，报复并不止于被排除在演出之外：多起案例表明，俱乐部有意——有时甚至成功——毁掉与其发生纠纷的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位演员回忆称，那些在与他闹翻后仍邀请他演出的演员，被威胁将无法再在巴拿马艺术咖啡馆登台。

《我们接受了太多》

曾在该俱乐部演出的女喜剧演员——其中一些仍在演出——描述了一种“非常男性化”的氛围。“女生越来越少，而且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不太自在，”埃米莉说，她会刻意避开某些团队成员，因为她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种“男生俱乐部”的氛围负责。“现在，我更倾向于去那些尊重男女平等的俱乐部，因为这方面真的让我恼火，”洛雷娜附和道。喜剧演员克里斯蒂娜·贝鲁在巴黎舞台上坚持了十五年后，于2024年6月因与一名男喜剧演员发生冲突而最终离开，起因是对方讲了一个关于性暴力的笑话。尽管她要求不再与该演员同台演出，但巴拿马艺术咖啡馆并未满足她的请求。“他们根本不在乎女性的安全。我感觉自己没有被听见，这个喜剧俱乐部非常父权，”她批评道，不过她也指出，在#MeTooStandup丑闻爆发后，俱乐部聘请了一名专门负责此类问题的调解员。曾多次在巴拿马演出的玛丽（1）表示，她曾遭到其他工作人员的性别歧视言论。“但没人告诉过你，你不能同时既可爱又有趣吗？”在她提出想要演出后，她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很多喜剧演员和女服务员都遭受过厌女言论或性暗示，”米丽娅姆（1）也表示，她曾在巴拿马实习，之后在与俱乐部相关的制作公司以学徒身份工作，直到2025年7月。作为一名受过舞台管理培训的员工，她报告称自己被迫在酒吧服务，还要承担其他“未经培训”的任务。这名21岁的女性在发现自己的合同没有任何导师签字后，经历了职业倦怠，并谴责这种压力氛围：“我们不能说不”。“我们从未要求她做服务工作。她可能是自愿帮助团队，但即使有过，也只能是边缘性的，绝非我们的要求，”巴拿马艺术咖啡馆辩解道，并表示确实与米丽娅姆签订了“学徒合同”。

巴拿马艺术咖啡馆回应《解放报》称：“虽然单口喜剧行业以男性为主，但我们绝不容忍性别歧视行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协议’和‘培训’机制，”管理层表示，并保证专门负责的联络人“表示未收到此类行为的举报，也未亲自发现任何性别歧视行为”。

此外，巴拿马艺术咖啡馆还发生了近年来震动单口喜剧界的一起性暴力事件，涉及该俱乐部的两位知名人物：喜剧演员吉莫（Djimo）在2015年涉嫌强奸，其同伙伦尼·姆本加（Lenny Mbunga）涉嫌协助，事件曝光的部分原因是后者几天后在巴拿马的舞台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气在麦克风前自曝了此事，似乎并未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吉莫已于2024年1月在博比尼法院被提起司法审查。两人均为无罪推定，并否认指控。

《解放报》采访的所有对象都一致认为，巴拿马艺术咖啡馆与自2000年末开业的Jamel Comedy Club共同垄断了喜剧舞台，“他们借此为所欲为”，玛丽分析道，以此解释这些恶劣的工作条件。“我们接受了太多

艾米莉解释道：“因为这是我们儿时的梦想舞台，能在这里表演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其他俱乐部的竞争加入以及社交媒体带来的曝光度改变了这一局面。“当时很多艺术家都不会说什么，”一位希望匿名的演出制作人指出，“我不会和‘巴黎’合作，因为大家都知道那里存在性别歧视，而且艺术家的报酬非常低，甚至根本没有。就连发掘年轻喜剧演员，我也不会去那里。”

《惊愕甚至恶心》俱乐部

尽管专门从事单口喜剧的场地数量激增，但喜剧演员或有志于此的人数也随之增长。「如今，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在开放麦中获得演出机会，除非有人引荐，」一位资深从业者回忆道。他经历了2010年代初的行业环境，当时气氛远不如现在紧张：「当时想从事这行的人很少，大家都能设法每周找到演出机会。」作为主要的演出时段提供者，尽管新机构的竞争削弱了其主导地位，巴拿马艺术咖啡馆仍然「掌控」着新人和部分成熟演员，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仍能享受某种默契——除非这种默契最终被打破。

针对西尔万·费尔戈（Sylvain Fergot）的发文，巴拿马艺术咖啡馆的管理层转引了其对《巴黎人报》同行的回应：「与这位喜剧演员的发文所暗示的相反，他并非巴拿马的雇员，而是一家独立制作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制作多位艺术家的节目并与我们签约，」该机构书面解释道。「我们始终全额支付其制作方的所有演出费用，且一直如此，」管理层保证，并补充称「其制作方的发票一经寄出，自然会得到结算」。「这种回应毫无意义，」埃米莉（Emilie）指出，她强调由于演出日期被取消，「西尔万[·费尔戈]正在损失收入」。

巴拿马艺术咖啡馆对这篇帖子感到「惊愕甚至恶心」，并将其视为一次「公关攻击」，该机构向《巴黎人报》表示，多位试图为俱乐部辩护的艺术家发现自己的评论被删除。这一指控《解放报》未能通过西尔万·费尔戈本人证实或否认。「我们机构十五年来培养了众多喜剧演员，我们拒绝让我们的声誉被这些虚假指控玷污，」管理层总结道，并表示正在考虑对这篇发文「采取后续行动」。◆

「巴拿马的运作模式就是威胁。只要你拒绝他们哪怕最荒谬或侮辱性的要求，你就会失去演出机会。」

——一位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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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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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观点

房屋，一个新概念？

长期以来被忽视为思考对象的房屋，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被珍视、被困扰、被遗失、被幻想，既是保护我们的膜，也是囚禁我们的牢笼，它承载着时代的议题，并往往将其具象化。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等，从多个角度审视这一主题。

阿蒂尔·洛赫曼

《建造一座房子，就是创造长久的时间》

这位木匠哲学家强调了木工手工劳动的肉体性。在他看来，在一个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建造家园是重获某种自主性的迫切需求。

采访者 卢卡·布雷托尼耶

他离开了树冠层，但如今的阿蒂尔·洛赫曼——作家兼译者——曾在哲学学习后从事了十年的木匠工作。十年间，他为他人建造屋顶——而非为自己，他住在斯特拉斯堡的一间公寓里。这段经历让他有时间思考自己的工作，以及房屋的普遍意义。他由此写成了《坚实的生活：木构架作为行动的伦理》（La Vie solide. La charpente comme éthique du faire，Payot出版社，2026）。他回顾了这段经历、这一高尚的手工艺，以及木工与哲学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时间观上的联系。

在学习哲学之后，您说自己曾在电工和木匠的职业资格证（CAP）之间犹豫，最终偶然选择了后者。这真的是偶然吗？

确实，当时“木构架”（charpente）这个词吸引了我，它听起来像是“肉体”（chair）和“坡度”（pente）的缩合……我还隐约感觉到，与木材的接触在木工中会比在电工中更强烈。木工行业几乎没有机器；这是一门肉体性的职业：你触摸、搬运并加工木材。

木匠的工作是否有冥想的一面？这让人联想到阅读：大脑专注于任务，但感官却与环境相连？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门手艺要求对气味、声音和他人保持全然的关注，对周围的一切保持高度的在场……此外，某些简单而重复的任务能让人沉浸其中，如同通过重复进入一种纯粹动作的冥想。

这里既有近乎肉体的接触，又有你自己被正在建造的木构架支撑、承载的事实……

是的，当我们建造一个木构架时，会依靠刚刚完成的部分来安放下一根构件。我们攀爬在刚刚建好的结构上。渐渐地，木构架在虚空中形成了一个结构。

这里是否可以与“空白页”做一个类比？

确实如此。当我写作时，首先会有一个计划、一个框架。这就是我文本的“木构架”，最终它是看不见的。木匠的工作同样也是为了不被看见。但工匠们有一些技巧，通过作品传递信号。例如在韦科尔地区，曾有过一种习惯：在山墙上突出一些石块，以此见证与工程主管的关系。

业主越是友好，他们留下的突出石块就越多——这些边缘可用来放置酒杯，举杯共饮。因此，房屋通过其结构，以物质的方式表达了业主的友善程度；仿佛建造者赋予了房屋微笑。

作家卡米耶·德·托莱多将语言比作“叙事的居所”。这一表述让您有何感想？您既建造过房屋，也通过文字建造过“词语的房屋”。

正如习惯只有通过重复、通过持续存在才能成立，居所也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存在。建造结束时，有了房屋，但尚未形成居所。书籍或许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像穿越风景一样读完一本书，但真正的“词语的房屋”却是那些我们年复一年反复阅读、安身其中的作品。

这种表达也让我想到，与之相反的是工人们让房屋“开口说话”的方式。当他们建造自己的住宅时，木工师傅们常常会嵌入一扇guirarde窗来彰显自己的手艺。这是一种双曲线的老虎窗，证明它出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匠之手。

关于精巧工艺的问题。如今我们听到的是，建筑物越来越简约，不再有装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美的关注减少了？

如今这种精巧工艺确实越来越少见，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匮乏是材料效率追求的结果。然而，对细节的用心曾是工匠工作的乐趣与品质所在。这种精巧工艺正是大教堂之美的源泉：每一处都有无数细节可供观察。建筑立面吸引目光，从字面到隐喻都让人驻足。

而今天，目光却在立面上一掠而过，像在屏幕上滑动……

是的，立面不再能留住目光。而每一块雕琢的石头、每一根木料，无论是通过其天然结构，还是通过加工方式，都在讲述自身的故事，讲述其使用条件。这正是大教堂的魅力所在：意义的丰富性。

这些细节也在讲述过去，仿佛穿越时空的对话，连接着当下的观者与建造者？

如果你仔细观察立面上任意一块料石，你会发现工匠留下的铅笔痕迹和锤击印记。当然，还有建筑师的签名，但那些是有意为之的标记。而铅笔和锤子的痕迹，则是无意间留下的劳作印记，讲述着工程的故事。房屋不仅让我们扎根于土地、地理，也让我们扎根于时间、历史？

是的，可以说房屋的围墙内发生着一种事件的沉淀。甚至，对于家族住宅而言，当我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地方，它似乎既变化又不变，这种稳定性让我们得以理解自身的变化。

如今，有些房屋是用巨型3D打印机建造的……这是一种去人性化的表现吗？

总体趋势是简化材料的施工复杂性，以便更快地建造。而这种效率追求的结果，往往是建筑物老化得更快！这尤其令人沮丧，因为木工和建筑行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与时间——更准确地说，与长时段——的相遇。

当你安放一根木料时，你是在为未来五十年、一百年而放置。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这个“液态”时代（引用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生活》，该书影响了阿蒂尔·洛赫曼的《固态生活》一书标题），一切流动不居，这种体验极为罕见。

地名凯尔拉尼克（Kerlanic，莫尔比昂省），被称为

建造房屋是否成为了一种抵抗（有意或无意的）过时风险的“抵抗”行为？

建造房屋，就是将各种抵抗力组合起来，创造长久的时间。屋顶的瓦片保护着木结构，木结构又保护着墙体的石头。而质量的证明总是迟来的：只有随着时间流逝，才能知道工程是否做得好。因此，当你安放一根木梁时，会考虑它随时间变形的方向：它会朝树心所在的方向拱起，因此按照行业谚语，要“将树心朝向太阳”安放。

气候变化——其近期更为显著的表现包括热浪和火灾——是否会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建造房屋？

是的，气候失调要求我们改变不同地区现行的建筑技术，推动那些基于当地既定稳定气候而形成的建筑技术和传统演进。这可能需要将创新与借鉴其他地区的传统相结合。

Libération 周二 202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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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居民倡导另类生活方式的“Oasis Kerlanic”社区。这里是2017年一栋房屋的建造现场。照片：MARTIN BERTRAND / HANS LUCAS

您是否能一眼看出某座房屋来自何处？

确实存在一些区域性建筑特征，据此可以大致判断房屋的来源。在多雨地区，屋顶坡度较大，以便雨水快速流走。而在降雨量较少的地区，如图卢兹，屋顶坡度则较为平缓。法国南北之间还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北部多用石板瓦，南部则以瓦片为主。

在山区，屋架结构更为坚固，以承受积雪的重量。此外，各地还拥有独特的地方工艺，形成区域差异。在沿海地区，常见许多教堂的屋架采用倒置的船体结构，因为木匠们将造船技术应用于建筑。这便造就了那些形状独特的屋顶，仿佛向船只致意，如同一面镜子。

您如何看待“小木屋”或“自建木屋”的流行趋势？

这正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趋势：人们日益渴望亲手做些什么，在一个依赖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重获部分自主权。此外，面对生活的日益虚拟化，与实体材料打交道的工作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具体的手工操作重新获得了意义和价值。

何为木工中的“放样”？

“放样”一词指一套绘图技术，用于在二维平面上表现拟组装的三维结构。这有点像缝纫中的纸样，但按1:1的实际尺寸绘制。有些放样图堪称杰作。

坚实的生活：木工伦理 阿蒂尔·洛赫曼 著 Payot 出版社，192 页，8,50 €。

您在屋顶上俯瞰法国的时光留下了哪些记忆？

我记得在图卢兹市中心的一个工地：一望无际的屋顶起伏如波浪，让人仿佛置身于瓦片的海洋。我从未像那段木工生涯中那样频繁地仰望天空。但屋顶不仅仅是风景：在上面，我们学会了观天预测天气，以安排工作。久而久之，四季的变化也深深印在了记忆中。

脚手架是房屋周围的临时住所吗？ 这是一个流动与存储的空间。脚手架上有其独特的生活，脚手架本身也有其规则、流动路线和用途。它随着工程进展而变化。巴黎圣母院的脚手架本身就是一座城市，且随着工程推进不断演变，甚至有时连工人自己都会在其中迷路。

您作为木工建造屋顶，这是否是一种道德或象征性的责任？

被委以修复木结构工程的重任，既是一种极大的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不仅体现在最终的成品上，也贯穿于工程的日常。在数周的时间里，屋顶敞开，任由风吹雨打，而房屋内却依然家具齐全，有人居住。每晚都必须妥善覆盖屋顶，这绝非易事。此外，工匠们还要与居民共处一室，穿梭于厨房之间，身上沾满锯末和灰尘。随着数周甚至数月的相处，一种亲密感油然而生。透过这座房屋，情感的纽带也悄然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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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思想

卡米耶·弗拉马里翁在埃松省瑞维西-叙尔-奥尔日的天文台。CULTURE CLUB BRIDGEMAN GETTY IMAGES

1880年，日食已列入天文学家的议程

近两个世纪前，科学家卡米耶·弗拉马里翁曾解释说，要在法国再次看到日全食，需等到2026年。本周三，当太阳被月球阴影遮蔽时，我们正在见证这一未来，埃尔莎·库朗特指出。

在我们能观测到的所有宇宙现象中，很少有事件能像日食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自古以来，人们就能计算其周期性。由于日食打断了昼夜的基本循环，它们成为人类历史上各个纬度的宝贵坐标。

在手稿和古代文献中，日食的记载——长期被视为预兆或灾难——使我们得以确定中国周夷王统治的开始，或叙利亚乌加里特城的陷落。但正因为能够预测，日食也将我们投射向未来。早在1880年，在科学普及畅销书《大众天文学》中，卡米耶·弗拉马里翁就向巴黎读者解释，必须接受在2026.之前，首都将无法再次见证日全食。在这一日食之日（实际上是偏食！），我们正在见证这一未来。这一事件是否会像19世纪集体观测日食时那样受到追捧？周三的夜晚将告诉我们答案。

1842年7月8日，巴黎天文台台长弗朗索瓦·阿拉戈为观测类似的日食前往东比利牛斯省，并注意到众多公众在面对这一现象时所展现的共同热情。从今天的眼镜商和药剂师的情况来看——许多人已断货防护眼镜——日食依然吸引着大批民众。

打断我们生活进程的力量

像我们这样以越来越高的精度预测太阳消失，将灾难变成了一场奇观。作为交换，它也通过中和效应使这一事件变得平凡。然而，像日食这样仍能打断我们生活进程的天文现象屈指可数。19世纪随着公共照明的出现，人类居住区的夜晚逐渐消失，开启了光明的胜利时代，使我们如今无法再看到巴黎的彗星、波尔多的流星雨或格勒诺布尔的极光。在这个夜晚成为受威胁空间的新世界秩序中，除了1999年、1900年、1842年、1706年或1415年……之后再次在法国可见的日食，还有什么星空奇观能说服我们仰望天空呢？诚然，这一奇观已失去其象征性力量。日食不再令城市或乡村恐惧，而这一

埃尔莎·库朗特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曾将天空与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宿命信仰已经消失。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弗拉马里翁在19世纪仍在提及的那样——如今不会再有任何集体祈祷来驱邪避祸，也不会再有任何战争因集体的惊恐而中断。

然而，我们不禁遗憾，此次日食既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或华盛顿，也未经过乌克兰或俄罗斯，因为没有什么比宇宙现象更能向我们展示，在宇宙的尺度下，我们的野心是多么虚妄。基础科学让我们得以衡量——即便尚未完全描绘——宇宙的形态、规模、年龄及其命运。当太阳被月球的阴影遮蔽时，

最古老的知识与当下的现象相遇，而人类历经艰辛获得的对自然秩序可预测性的掌控，正在颠覆我们栖居世界的方式。

对新知识的怀疑抵制

然而，与所有壮观的天文现象一样——如日食的周期性复现、彗星的回归或陨石的坠落——尽管我们能从中获益，但仍存在对新知识及其影响的怀疑抵制阶段。若没有最抽象的科学知识，若没有我们今天所称的“基础研究”，我们或许仍会在12 2026年8月12日这周三，

忙于举行无谓的仪式，以祈求驱散白昼消失的恐惧，正如1867年法国《大众天文学》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只能期待，有朝一日，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质疑、环境目标的弱化，以及公权力在应对气候变化预测时的迟缓——这些预测远非善意，而我们已在2024年夏季的酷暑中感受其影响——能在回顾时被视为我们及时摆脱的蒙昧主义的最后遗迹。

埃尔莎·库朗特是《让世界做梦》（Faire rêver le monde）一书的作者（Flammario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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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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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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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司

自负之争

正是在去聆听这位钢琴家——他在皮埃尔·布列兹的当代乐团中崭露头角——的演出时，我们偶然遇到了马库斯·欣特豪泽。他获准完成第106届全球规模最大的古典音乐与歌剧艺术节的策划工作。尽管新闻处拒绝透露其被解雇的原因，但在其任期续签两年后，一位当地同行向我们解释称，这源于他与萨尔茨堡州州长卡罗琳·埃德施塔德勒之间一场平凡的自负之争。后者同时也是该艺术节董事会成员。欣特豪泽就坐在我们身后，我们试图向他打探内情，但他挥手拒绝：“啧，还是专注于这位出色的音乐家和他的节目吧。”他并没有说错，因为调皮的艾马尔设计了一场梦幻般的个人秀，介于基顿与胡迪尼之间，让他轮番演奏了久尔吉·库尔塔格《游戏集》中的曲目——这位作曲家今年2月刚刚庆祝了100岁生日——以及舒伯特的圆舞曲和连德勒舞曲。但更妙的是，他从舞台上消失，那里摆放着两架钢琴，随后又在阳台上重新出现，演奏钢片琴，接着再次消失，留下一架Disklavier（雅马哈生产的自动录音钢琴）演奏最后一首预先录制的曲目，仿佛一封寄给远方友人的信，或是一份遗嘱。

难以想象萨尔茨堡艺术节——它还提供戏剧节目，曾上演过克里斯托夫·马塔勒、罗伯特·勒帕热和西蒙·麦克伯尼等人的精彩作品——会不上演一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歌剧。这位作曲家与其御用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及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于1920年共同创办了这一艺术节。今年，欣特豪泽选择了《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并将其交给了出生于1987年的西柏林艺术家兼舞台设计师埃尔桑·蒙德塔格。是否是那独特的布景——在一颗红色岩石雕刻的火星上，近未来的“权贵们”自我放逐——激怒了观众？还是那些从《沙丘》中走出的生物，或是《星球大战》中逃逸的太空飞船，在天空中穿梭，直至末日般的解体？又或者是那些模拟肛交动作的编舞，试图掩盖演员指导上的松散？难以定论，因为首演结束时，艺术团队遭到了观众如潮的嘘声。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曼弗雷德·霍内克的精准指挥下，以及那些出色的歌唱家们——拥有柔韧高音与光芒四射的克里斯蒂娜·尼尔松（饰阿里阿德涅）、在泽比内特华彩乐段中游刃有余的中国女高音戴梓怡，还有光辉灿烂的英雄男高音埃里克·卡特勒（饰巴克斯）——都因此蒙受遗憾。《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本就是一部棘手的歌剧，它质疑众神在一个沉迷娱乐的世界中的生存，并嘲讽那些“艺术家”——他们自诩追求理想——与其关注世俗的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要搞砸《卡门》也并非易事。但比利时“窥视汤姆”剧团的联合创始人、编舞家加布里埃拉·卡里佐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将乔治·比才的这部戏剧浸入了苏拉热式的黑暗之中。开场便是士兵们像射击鸽子般枪杀儿童的场景，令人极度不适。这种将最终的女性谋杀置于男性暴力文化连续体中的轻率手法，若非这版《卡门》——从压倒性的山峦布景开始，一切都显得笨重——在风格上与法国喜歌剧背道而驰，或许还能被原谅。指挥家特奥多尔·库伦齐斯携其乌托邦管弦乐团登场，试图维系某种——

利伯雷申周二 11 202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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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马克西姆·帕斯卡尔以其对乐池中庞大乐团的平衡而优雅的掌控，显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乐团演奏透明度与灵活性为歌声的铺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但这一制作却过于偏重合唱团与群众场面，致使主角们沦为配角。

动人的《维特》

首先是阿丝米克·格里戈里安（Asmik Grigorian）的《卡门》，虽难以理解却极具魅力，以及乔纳森·泰特尔曼（Jonathan Tetelman）这位出色的男高音所饰演的唐·何塞，他竭力提升表现以匹配这场瓦格纳式能量的疲惫爆发。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从录制的间奏到好莱坞式的电子效果无不显得荒诞不经，让人不禁怀念两天前在同一剧场上演的、朱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的《维特》音乐会版：完美无瑕，阿兰·阿尔蒂诺格鲁（Alain Altinoglu）以细腻而富有诗意的指挥，驾驭着“他的”布鲁塞尔皇家铸币局管弦乐团，阵容中阿黛尔·沙尔韦（Adèle Charvet）饰演夏洛特，全情投入，本杰明·伯恩海姆（Benjamin Bernheim）则在主角维特一角中表现出帝王般的气度，并勇敢地在观众的狂热欢呼中返场演唱《为何唤醒我？》，全场起立鼓掌长达十分钟。

辉煌的演出

如果说歌剧是为歌唱家而作，且极少因舞台呈现而增色——因为戏剧性早已蕴含于管弦乐总谱之中——那么奇迹有时也会发生。奥利维耶·梅西安的《圣方济各》在罗密欧·卡斯特鲁奇的执导下，便是如此。这位“全景戏剧”的大师，自2025年鲍勃·威尔逊去世后无人能及，其美学主张有时近乎任性，令人不快。但他对这部法国作曲家“鸿篇巨制”的尊重——尽管与自身的严苛美学不谋而合——在此却令人叹服。身着便装的男人们登场，随即当众化身修士；巨幅高速公路海报与倾泻而下的雨水，清晰勾勒出场景。然而，作曲家本人——如同其妻伊冯娜·洛里奥（两人曾共同观看彼得·塞拉斯在同一“岩石马厩”剧场执导的此剧）——或许会对后续处理提出异议。具体而言：一名赤身裸体、形销骨立的群众演员扮演“麻风病人”，而歌者仅为其配音；鲜血早在“圣痕”一幕前便已在舞台上流淌；背景幕布描绘了一座未来亚洲城市，大概是为强调总谱中那些转调有限的异国情调。天使捣碎修士们制作的陶器，成群死鸟坠落舞台，将“向鸟儿布道”一幕变成了为灭绝物种举行的安魂弥撒。

不过，这对夫妇或许也会欣赏“赞美”一幕中，修士们在巨大烤炉前揉面烤制面包的场景？并认可菲利普·斯莱在扮演剧中主角时，于化作巨型坟墓的舞台上跳起的死亡之舞——那坟墓还是他亲手挖掘的——所展现的戏剧张力！诚然，这位38岁的加拿大男中低音歌唱家尚未拥有何塞·范·达姆——1983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饰演圣方济各的那位——那般撼人心魄的嗓音与戏剧深度，后者临终前的凄绝挣扎曾令我们震撼。但斯莱的精彩表演依然令人动容：兄弟们拖曳着他的遗体，而曾将他推向毁灭的“麻风病人”则为其擦拭遗容，完成了终极救赎的仪式。菲利普·斯莱在此重压之下的表现已令人期待，而马克西姆·帕斯卡尔的指挥更是令人称道。这位南特指挥家虽以驾驭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的非常规作品著称，却在此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人们通常不会将这支乐团与梅西安的音乐联系起来。他对乐池中庞大乐队的平衡把控、对夹层打击乐声部的优雅处理，以及对合唱团那超凡的表现力与清晰度的调度——仿佛来自彼岸的吟唱——无不令人印象深刻。从资深歌唱家拉塞尔·布劳恩、威拉德·怀特，到年轻的洛朗娜·奥利瓦（她饰演的天使兼具优雅与力量，其丰润而明亮的音色令全场倾倒），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无疑将成为本届艺术节最耀眼的歌剧时刻。➤

萨尔茨堡音乐节，奥地利，至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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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生活

本应被发明（8 / 8）

鲨鱼泳衣

菲奥娜·费尔赫斯特（Fiona Fairhurst）是英国纺织工程师，她开发了一种受鲨鱼启发的泳衣，以提升水动力性能。

格兰瑟姆地区孕育了两位以各自方式影响英国历史的重要人物：首先是艾萨克·牛顿，其庄园现已成为博物馆；其次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当菲奥娜·费尔赫斯特沿着穿越贝尔沃谷（"发音同beaver，即海狸"）的国道行驶时，她指出了村庄中法兰克-诺曼式的影响、那座在《王冠》剧集中与温莎城堡并列的新哥特式城堡、她骑马的土路，以及清晨她沿着运河跑步思考的路线。这位工程师在她结婚的石头教堂前转了一圈——"因为所有人都希望我顺从"，然后经过她最初租住的"小小"村舍。

近三十年前，她回到这个田园诗般的山谷，"因为需要空间和思考的地方"，此前她曾在利兹求学，并在伦敦开始职业生涯。当时她刚刚报名了一门看似为她量身定制的课程：纺织技术硕士。"学习织物时，他们并不教相关的化学知识。这就像学做饭却不了解食材。"化学对她来说一直是"一种轻松掌握的语言"，就像科学一样。1996年：这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夏天，她一边游泳康复膝盖手术，一边关注着比赛。当时她二十出头，需要找一个项目来完成学业。《独立日》——那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外星人电影——正在上映。"在一个场景中，科学家们发现他们捕获的外星人穿着一件生物力学服装。一切都联系起来了：我意识到这正是我想要创造的。"

人物肖像

她向多个品牌写信，提议开发“世界上性能最强的奥运泳衣”。总部位于诺丁汉（距离她所在地仅一小时车程）的Speedo公司愿意接受她的提议。她当时已构想出一款连体泳衣，并全身心投入研究。“当时人们并不关注动作，泳衣都是在不会动的假人身上测试的！”在她看来，这简直荒谬。她有条不紊地分析、计算，联系全球专家，并对数千名运动员的身体进行扫描。Fastskin泳衣及时问世，赶上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她看来，这款泳衣的优越之处何在？菲奥娜·费尔赫斯特起身边比划边解释：“它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好的。绝对的全方位！从拉链到接缝的张力，每厘米的针脚数量、压缩效果……”还有她为最大限度减少摩擦而开发的表面材质。为了实现这一突破，她首先研究了在空气和水中高速移动的人造物体：船只、汽车、飞机……“我们的出发点是人造物体更高效，但游泳的人并不是鱼雷。”她的研究随后将她带到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一条巨大的鲨鱼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从一个方向看，它的皮肤是光滑的；从另一个方向看，则是粗糙的：这是真皮小齿。”这种微小鳞片网络能提升鲨鱼的流体力学性能。“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正是我需要的。”这一灵感影响深远：在悉尼奥运会上，85%的奖牌和十五项新纪录中的十三项均由身着她设计的泳衣的运动员获得。她的发现开创了一个长期系列的先河：后来被模仿和改进，直至聚氨酯泳衣丑闻爆发，因其过度提升浮力而被视为一种技术性兴奋剂。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菲奥娜·费尔赫斯特离开了Speedo公司（她曾负责技术创新），厌倦了在同一个项目上重复工作。“如今，我家里有一面像《犯罪现场调查》那样的墙，上面贴满各种想法，用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我的创新就源于此。”这是科学、直觉和创造性解决问题思维的结合。她将自己的咨询业务命名为“0.01”，以象征技术服装为顶尖运动员带来的微小进步空间。

他们或推动科学或生态进步，或发明奇思妙想，或提供意想不到的实用技巧：《解放报》走近各行各业的发明家。

对她而言，一切早已注定。毕竟，她出生于“耐克创立的那一年”，出生地博尔顿则是“以棉纺业闻名的纺织城”。由教授“家政学”（即持家艺术）的母亲抚养长大，她从小就培养了敏锐的应变能力。“我们没什么钱。如果想要设计师品牌的衣服，就买来纸样自己做。”她和儿时的朋友一起搭建小屋，玩机械组装玩具，批量购买牛仔裤后在市场上转卖。她的家族谱系呈母系传承——她提到身为工程师的叔叔和表兄弟们是“慈爱的男性榜样”，但谈到生命中的女性时，她的眼神才真正明亮起来。她的女儿和她一样热爱骑马，即将进入大学。还有她那位“冒险家”祖母，“自由且风趣，总是特立独行”。据说她们非常相像。

如果 Fastskin 运动服将她推向巅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崩溃。菲奥娜·费尔赫斯特为英国奥运代表队工作了几年，并遇到了一位曾是足球运动员的阿根廷人，后者来到英国与她相聚。她在 38 岁时生下女儿。“这毁了我的职业生涯，”她叹息道。她经历了数次自然流产，随后离婚，重新开始工作，收入却只有之前的四分之一。“职场中女性的隐形化并非神话。”她仍对那位雇主感到恼火，对方曾质疑她如何带孩子出国出差（“只要不是我开飞机，我应该能去吧”，她如此回应），而单亲父母面临的种种困难更是压在她身上。

她开始相信一切自有其因，认为应“跟随直觉”。髋关节手术后的一次感染让她发现了筋膜——一种富含神经末梢的结缔组织。于是，她再次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设计了一系列塑形内衣。“我们的身体同样被忽视，因为大部分医学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的，”她说道，提及母亲在新冠疫情初期因癌症误诊去世时，她的声音不禁颤抖。她自己也患有内分泌失调，从此开始对毒素、塑料和永久性污染物展开“围剿”。她决心为女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战，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热情。“愤怒或悲观毫无用处，也不要用坏消息让人们陷入瘫痪。我总是积极向上，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解决方案。”带着喜悦，或者用她那位鼓舞人心的祖母的名字——“Joy”——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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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丽叶·德马 摄影：拉斐尔·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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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如此相互憎恨……

整个夏天，30个关于对手的故事

一个

周二 8月11日

此外

摄影展 今日旗帜 我们的夏季剧集 漫画……

FLEETWOOD MAC

史蒂薇·妮克斯 VS 林赛·巴金汉

Fleetwood Mac于1975年。照片：SEVER SCREEN COLLECTION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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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夏日 / 我们曾如此相互憎恨……

《解放报》 周二 2026年8月11日

作者 昆汀·朗贝尔

Instagram，2025年11月17日： 美国创作型歌手、传奇摇滚女歌手史蒂薇·妮克斯发布了一张神秘照片，白色背景上是手写文字：“And if you go forward...” 随后，同样传奇的摇滚歌手林赛·巴金汉回复：“I'll meet you there.” 这两条信息组合起来，正是他们1973年歌曲《Frozen Love》中的一段歌词。社交网络瞬间沸腾。Fleetwood Mac这对“被诅咒的恋人”是否要重聚？传言四起。这个传言自近五十年前就已流传，当时这对情侣作为美国乐队成员，在筹备《Rumours》——全球销量第七的专辑（超过4000万张），于1977年2月发行——时分手。这张专辑既真实又充满想象，诞生于乐队五位成员相互憎恨的爆发期，他们将彼此的仇恨转化为一只金蛋母鸡。2020年，专辑意外迎来新一波销售高峰，单曲《Dreams》因爱达荷州一名美国男子的TikTok视频走红：视频中，他因汽车抛锚，手持一瓶蔓越莓汁，滑着滑板去上班。

回到1976年2月，旧金山附近索萨利托的Record Plant录音室。Fleetwood Mac濒临解散，距离他们梦想成真仅数周之遥。一年前发行的专辑《Fleetwood Mac》风靡各大电台，巡演大获成功。这对1967年在伦敦成立的乐队来说，是一次奇迹般的重生。1974年，乐队仅剩三名成员，远赴美国重新开始：两位创始人米克·弗利特伍德（鼓手）和约翰·麦克维（贝斯手），以及约翰的妻子克里斯汀·麦克维（键盘手兼主唱）。新加入的美国成员史蒂薇·妮克斯（26岁）和林赛·巴金汉（25岁）带来的美式风格彻底改变了乐队。这对搭档于1974年在洛杉矶Sound City录音室试音时被鼓手发掘，当时妮克斯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巴金汉则在各大制作人之间奔波。

1975年的夏天，Fleetwood Mac的嬉皮软摇滚让人沉醉。妮克斯创作的神秘单曲《Rhiannon》——一首关于凯尔特女巫的民谣——在排行榜上停留了17周。五人组似乎找到了成功的秘诀。在录音室里，林赛 [...OMITTED...]

《Rumours》：Fleetwood Mac的团体治疗

宣泄 这张专辑于1977年发行，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却也是一张清算旧账的唱片。乐队成员——尤其是前情侣史蒂薇·尼克斯和林赛·巴金汉——通过歌曲互相攻讦。这种对敌意的精心展演既精彩又获利颇丰，并持续了数十年。

巴金汉是个完美主义者，是乐队的推动力。在舞台上，尼克斯是偶像，身披飘逸长巾，嗓音深沉沙哑，舞姿催眠。米克·弗利特伍德和约翰·麦克维则是乐队的节奏守护者和记忆传承者。克里斯汀·麦克维是光明的诗人，是乐队的灵魂。一切似乎都对他们微笑。然而，为这张首张五人专辑进行的六个月全国巡演却撕裂了这个集体。「一次非常、非常漫长的巡演，」弗利特伍德1975年在达拉斯当地电视台抱怨道，「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一旁的史蒂薇·尼克斯接话：「我们几乎没有休假，偶尔才有几天。」当被问及「这对乐队有何影响」时，弗利特伍德指了指自己的黑眼圈，尼克斯苦笑，显得精疲力竭。紧张关系开始公开化。「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毁掉一切了，」巴金汉2012年在接受英国《Mojo》杂志的大篇幅采访时总结道。

「复杂的否认练习」

回到加利福尼亚后，却没有休息的迹象。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推出另一张专辑。在1977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即《Rumours》录制一年后，《滚石》杂志描述了乐队进入索萨利托录音室时的「情感混乱」：所有情侣都分手了。克里斯汀和约翰·麦克维、史蒂薇·尼克斯和林赛·巴金汉、米克·弗利特伍德和妻子珍妮·博伊德。

![Buckingham和Nicks在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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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巴金汉和尼克斯。图片来源：TIMOTHY A CLARY / 法新社

当后来成为《Rumours》的录制工作开始时，史蒂薇·尼克斯和林赛·巴金汉已经相识十年。自1966年这位来自凤凰城的女孩加入吉他手当时的乐队起，两人之间就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们曾是恋人，」她2003年在接受《Blender》杂志采访时澄清道，「但当我们加入Fleetwood Mac时，我们正处于分手的边缘。」尼克斯在1975年的巡演后结束了这段关系，无法再忍受巴金汉的「家长作风」和「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这是纪录片《Fleetwood Mac的千百种音乐人生》（2024）的导演兼记者索菲·罗斯蒙特的说法。尼克斯在1977年的《滚石》报道中解释道：「最好的解释是：试着在一个嘈杂的办公室里和你的秘书一起工作，晚上还要和她一起回家。看看你能忍受她多久。」几行之后，克里斯·麦克维爆料：「一天早上，林赛说：‘该死，我再也不想不开心了’，然后就开始和其他女孩约会。史蒂薇无法忍受……」巴金汉2003年在接受《Blender》采访时解释道：「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复杂的否认练习，将个人情感放在一边，努力保持专业。」

在录制初期， 弗利特伍德天真地为所有人租了一栋房子， 但尼克斯和克里斯·麦克维拒绝住进去。 这位女歌手与键盘手一起住进了酒店， 她也正经历着感情问题。 几个月前，她离开了约翰·麦克维—— 她1970年正是为了他才加入乐队的丈夫。 在《滚石》杂志中，她回忆这些录制过程 “如同真正的创伤”。 “当你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时， 就会开始看到对方的缺点。 我在巡演期间与约翰分手。 我知道这相当不负责任，但 要么这样，要么最终进精神病院。 [...]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眼睁睁看着乐队崩溃，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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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III

咬紧牙关继续。” 因为对所有人来说， 显然此时不能停止音乐之旅。 “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将流行摇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分析家索菲·罗斯蒙特指出。 这张专辑是一场夫妻治疗，一种 既带来伤害又带来救赎的宣泄。”

被克里斯·麦克维称为“温柔巨人”的米克·弗利特伍德 也动摇了。他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珍妮·博伊德 离他而去，投向了他最好的朋友怀抱。 但对于当时28岁的弗利特伍德乐队联合创始人来说， 乐队高于一切：“成为这个乐队的一员， 就是要在起起落落中坚持演奏。” 他在1977年对《滚石》杂志如是说。 四十三年后，他在《经典杂志》中回顾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 强迫自己在高压的创意环境中保持高强度工作。 每次与人对视时，心跳加速或想捅对方一刀， 这要求实在太高了。” 音乐抚慰人心，毒品和酒精亦然—— 两者在索萨利托的录音室里泛滥成灾。 “我们能活下来真是幸运，”米克·弗利特伍德说。 “当时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太糟了， 所以吸一口来提振精神，”尼克斯向《Mojo》杂志坦言。

无可阻挡的创作引擎

「我原本以为会录制一张和以往一样的专辑，」制作人之一肯·凯拉特（Ken Caillat）在《Mojo》杂志中回忆道。「有一天，我听到尖叫声，看到克里斯把一杯香槟泼到约翰脸上。史蒂薇和林赛在麦克风前吵了起来。接着，米克哭着进来了。我当时想，这会不会传染。」这些轶事——有时是编造的——塑造了这张专辑的传奇。录音室里的时钟被摘掉，以免计算时间？这是传说。巴金汉花了四天时间给钢琴调音？有所夸张，尽管他承认「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有点……疯狂，可能确实会比预期花更多时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某个夜晚确实因为吃了掺了大麻的曲奇而被浪费（「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面面相觑，一句话也没说」，尼克斯在《Mojo》中回忆），而毒贩差点出现在专辑的致谢名单上。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氛围反而成了创作的动力。米克·弗利特伍德几十年后仍对此感到惊讶：「克里斯、史蒂薇和林赛互相写歌，然后在同一个麦克风前演唱。华纳（唱片公司，编者注）吓坏了，问我：‘我们还有乐队吗？’」专辑的十一首歌曲中，只有一首是全体成员共同创作的——《The Chain》，这首深沉而激烈的歌曲拥有传奇的贝斯riff，由东拼西凑的录音片段精心制作而成。「永远不要打破连接我们的链条」在其中如同布道般回响。其他歌曲则风格迥异。《Dreams》是一首迷人而悠长的单曲，尼克斯仅用十分钟写就，对巴金汉唱道：「你说你想要自由／那么，我是谁，能阻止你？」吉他手则在充满摇滚气息的《Go Your Own Way》中回应：「爱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Dreams》和《Go Your Own Way》是‘双胞胎’歌曲，」尼克斯后来说，「同一首歌，由两个人写成。」

巴金汉的心态在《Second Hand News》中表露无遗：「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当你离开时，你不会让我怀念。」只有克里斯汀·麦克维的歌词充满乐观。在《You Make Loving Fun》中，她对新欢——乐队的灯光师柯里·格兰特——唱道：「哦，你如此温柔美好／你做的一切都让我如此快乐。」而她的前夫就在两米开外，负责贝斯声部。他可以在《Songbird》中得到安慰，

这首歌中，她这次是对他说：「为了你，太阳会闪耀／当我靠近你时，我能感受到一切都好。」

这是一部十一集的肥皂剧。

舞台上不曾一瞥

专辑一经发行便登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和英国排行榜第 1名，并在1978年2月赢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击败《星球大战》原声带和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观众为之倾倒，现场演出中，粉丝们成了紧张关系的见证者。沉浸感十足。1997年一场演唱会的片段在网络上走红：史蒂薇·尼克斯和林赛·巴金汉演唱《银泉》，屏幕上方叠加了一句评论：“别光写一首关于前任的歌，逼他演奏，还要当面唱给他听。”尼克斯写给前情人的这首歌因过长未能收录进1976年的《谣言》，最终成了《各走各路》的B面曲目。“如果当时有社交媒体，那会是一场灾难，”史蒂薇·尼克斯在2024年指出。在1977年《谣言》巡演的盛大演出中，成员们分乘不同的豪华轿车抵达，从不同入口登台，有时甚至彼此不曾一瞥。“每晚，他们在6 000到30 000名观众面前重温往事，互揭伤疤，”索菲·罗斯蒙特总结道，“他们选择了成功，却付出了心理健康的代价。”

乐队还借助流行文化在代际间传承：歌曲《锁链》成为漫威大片《银河护卫队2》的配乐，《欢乐合唱团》专门为《谣言》制作了一集，而《各走各路》则是游戏《吉他英雄》的主打曲目。音乐专家、运营Instagram账号“老爹的声音”（专注摇滚乐）的阿克塞尔·斯坦科表示：“诚然有八卦，但专辑本身非常出色，风格多样，75%的副歌都令人上头。他们精通作曲、风格，并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录音工程师。”旋律的天赋历久弥新。索菲·罗斯蒙特对此并不意外：“歌词吸引着新一代。Fleetwood Mac当年做的，正是比莉·艾利什和泰勒·斯威夫特如今在做的：一本私人日记，赤裸裸的情感……”

1977年11月，史蒂薇·尼克斯与米克·弗利特伍德开始了一段秘密恋情，再次为流言机器添柴加火，使《谣言》成为音乐史上最赚钱的“仇恨”之一。年过75岁的Fleetwood Mac“苦命鸳鸯”至今仍从中获利。17年11月的神秘Instagram帖子，实则是为他们1973年重新发行的专辑《巴金汉·尼克斯》做宣传。谣言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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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路易十一 vs 勇敢者查理

“每晚，他们在6 000到30 000名观众面前互揭伤疤。”

——索菲·罗斯蒙特，《Fleetwood Mac的千百种音乐人生》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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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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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 系列

《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周二

莉兹·戈米斯，巴黎贡库尔街区，16日7月。照片：WILLIAM KEO

《我们玩到很晚：我妈都要疯了……》

我的夏日社区（3 / 6）

伊丽莎白·戈米斯，非洲世界之家主任，回忆起在伊夫林省莱米罗（Les Mureaux）音乐家社区的青春时光，以及那些“烧烤之夜”如何没完没了……

一种特殊的氛围。暑假、公路、阳光、海滩或山区——别人都去了，而你却留在夏日的社区里。原因有很多：家庭贫困，有时人口众多，再加上这个世界的不公。那些无法外出度假的孩子们只能在楼群之间自寻乐趣，在不离开的情况下改变日常生活，换换环境。

我采访了几位曾经住在社区的人。他们虽然离开了，但始终留有印记。伊丽莎白·戈米斯，45岁，非洲世界之家（MansA）主任，回忆起在社区度过的夏日。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

我在伊夫林省莱米罗的音乐家社区一处住宅区长大。社区的尽头，就是我们的……

那些年长的孩子有额外的机会：他们可以坐火车去巴黎。我看着他们离开……

小平房。我们是小区里唯一的黑人家庭。

你经常去度假吗？我的童年几乎每个夏天都在城区度过。我记得第一次真正的度假。我说“真正的度假”，是因为我有时会去瓦兹河谷省的表姐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6岁。我和母亲去瓦尔省的罗克布吕讷看望亲戚。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二次去的时候我12岁。

我父亲在雷诺公司工作，他拒绝让我用公司的福利去夏令营。我翻着目录，梦想着度假。六年级时我成绩优异，每个学期都受到表扬，我为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他终于让步了。我去了科西嘉。对我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出行，还要坐飞机，感觉很奇怪。

感觉如何？

那里有很多雷诺公司员工的孩子。一开始，我们自然被分成两类：干部子女和工人子女。两个世界从不相交。但界限很快就消失了。夏令营是我第一次体验城区以外的生活。

城区的夏天和其他季节有什么不同？

首先，夏天时很多马格里布朋友都不在了，他们坐上汽车回老家了。你只能和“撒哈拉以南”的朋友们在一起。城区的夏天一切都变得缓慢，节奏放慢。我经常去社区中心跳舞。有时会有外出活动，我们去韦尔讷伊湖游泳。我还会去多媒体图书馆。可以借书和唱片。我们想方设法打发时间。我仿佛又看到我和朋友们坐在长椅上聊天，而男孩们在踢足球。父母对时间的管控也更宽松。年长的孩子有额外的机会：他们可以坐火车去巴黎。我看着他们离开。我直到16岁才有权独自坐火车。

晚上是什么样的？

夜晚会在我们的花园里延续。我姐姐会组织烧烤聚会。朋友和表亲们会来玩拼字游戏和大富翁。我们是桌游狂人。经常玩到很晚。我母亲都要疯了。她凌晨4点起床去上班时，还能看到我们在花园里。

有什么歌会让你想起城区的夏天？

图帕克的《California Love》！我朋友的哥哥住在八楼。他的房间正对着我们的小区。他会把音响对着窗外放，就像电影《仇恨》里那样，循环播放这首歌。整个小区都在震动。我还记得我表哥的那辆雷诺25。他载我们去巴黎。在A13高速上开着音乐疾驰。我当时想：“哇，这就是生活……”

夏天会结交新朋友吗？

我记得罗马里克，一个刚果人，他组织的派对非常传奇。他住在默罗的另一个街区。他母亲喜欢音乐，不忍心看到我们无所事事，就让儿子在家里办通宵派对：从中午到中午。我得想办法去参加。我没有权利整夜不归。晚饭时回家，再争取延长时间。我的一个哥哥会为我担保。我必须在凌晨1点准时回家，像灰姑娘一样。

你是在几岁意识到城区的夏天是一种不公？多亏了我的哥哥们，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常对我说：「La vie est loin d'ici.」（“生活不在这里。”）他们鼓励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6岁时，我全身心投入舞蹈，结识了不同的人，还参加了田径运动，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一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多亏了雷诺公司的夏令营（grâce aux colonies de vacances de Renault）。17岁时，我来到了哥斯达黎加。你会遇到生活方式迥异的人，看到全新的风景和难以置信的氛围。那一刻我心想：“世界如此广阔……该死，我错过了太多，但还不算太晚。”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停止过旅行。

采访：拉希德·拉伊尔什（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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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图片 / 夏日

V

摄影作品空间

在鲁昂（滨海塞纳省） EOP举办摄影展览， 将纪实摄影作品 置于公共空间， 以与生命的关系为主线。 EOP邀请观众发现 摄影师-作者的作品， 引发惊喜与思考， 与路人展开对话。

亲爱的涅涅茨人

夏日节庆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 与《解放报》一同探访 LUX网络的精选展览， 直至8月22日。 今日，来到鲁昂的EOP， 与安托万·布罗展同行。

2021年11月，安托万·布罗决定 前往纳德姆以南7小时车程的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在西伯利亚西北部，他将与 一个涅涅茨家庭共同生活， 这个俄罗斯游牧民族约有40 000人， 主要以驯鹿放牧为生。在砍柴 与照料牲畜之间，摄影师记录下 气候变化对他们生存方式及 赖以生存的动物构成的威胁。 家中的父亲斯列普什金忧心忡忡。 除了异常的热浪改变并破坏 土壤和资源外，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还在苔原上铺设了管道， 开采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这些管道对驯鹿来说无法逾越， 导致其世代迁徙路线被打乱， 扰乱了鹿群。迁徙是驯鹿 寻找苔藓和地衣的唯一方式。 因此，它们的迁徙受阻， 加之强降雨（冬季积雪浸水 结成厚冰，动物无法破冰觅食）， 常有驯鹿被发现死于饥饿。 这些照片，除了其明显的 人种学价值外，还提出了 这个万物有灵的民族 “借用”其生存土地的生活方式 的未来问题。由于缺乏保护 少数民族的法律，定居化 和同化是他们面临的另一威胁。

埃米莉·鲁伊

俄罗斯约有40 000名涅涅茨人。

米罗斯拉夫， 7个月大，正在吮吸 一只刚被宰杀的驯鹿 的耳朵，在纳德姆附近。 摄影：安托万·布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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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夏日 / 漫画

《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出版社：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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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1日 星期二

VII

美国独立音乐界的重要人物， 自2012年出版《我的朋友达默》 以来，德夫·巴克德夫延续了 其纪实性创作手法， 此前作品曾聚焦1917年肯特州枪击事件， 此次则将目光投向1917年的美国。 通过年轻画家乔·赫特尔 这一诗意形象，《异议者》 讲述了好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与《群众》杂志艺术家之间 的激烈对抗。这本杂志是 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堡垒， 遭到监视、骚扰， 甚至面临被捕的威胁。

《异议者》

德夫·巴克德夫 著

法尼·苏比朗 译自英语

ça et là 出版社 344页，28欧元。 9月11日上市。

[版面噪声，已略]

海滩阅读袖珍本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内耳》

由居伊·阿巴迪亚从英语（美国）翻译，伽利玛出版社“科幻”丛书，338页，9,50 €。

今日推荐一部心理小说，将读者置于一个“怪物”的头脑中。

大卫·塞利格拥有读取他人思想的能力。因此，他能知道别人如何评判自己，梦想着什么，与谁共同生活等。这也让他能够预见他人的行动和期待，而出于原则，他始终拒绝探测伴侣的内心。“我注定是社会的癞蛤蟆，它最可怕的窥视者。”他6岁时发现了这一天赋，并小心翼翼地对周围人隐瞒。直到25岁，一切尚且顺利。小说开篇时，这位41岁的纽约犹太人住在一栋破旧大楼的十二层一套小两居室里，靠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代写论文为生，每页打字稿3,50美元。尽管拥有心灵感应能力，他的职业生涯和爱情生活却均以失败告终，与同样能读取他人思想的汤姆·奈奎斯特不同——后者利用这一能力致富。但大卫·塞利格始终因使用这种能力而感到内疚，同时又无法建立真诚的关系。他与小自己8岁的妹妹朱迪思关系一直恶劣；她还是婴儿时，他曾试图用意念杀死她，如今她却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内耳》是美国作家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在70年代出版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心理小说将读者置于一个“怪物”的头脑中，既对这种超凡能力感到恐惧，又为之着迷，而这种能力让他无法去爱，也无法被爱。

弗雷德里克·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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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我的美人

爱丽丝·克莱尔、萨维尼安·德·里韦、朱利安·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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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国家才有旗帜

维京

“渡鸦旗”是维京历史中的一个强大象征。在11世纪的拜约挂毯上，这面旗帜见证了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入侵。诺曼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后裔，早在10世纪定居法国后，便采用了这一象征。最初，这面旗帜通常为三角形，边缘呈弧形，装饰有植物图案。旗帜上的渡鸦是维京人主神奥丁的象征。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11

MARDI 11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Liban

Un village de la «zone pilote» coupé en deux

PAGES 6-7

ETE

Ils se sont tant

détestés Fleetwood Mac

Le 13 juillet, à Paris. PHOTO THOMAS PADILLA. REUTERS

Libération

CHOMAGE,

DEFICIT, CROISSANCE LES PARIS PERDUS DE MACRON

Neuf mois avant le départ du Président, le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économiques sont dans le rouge. Résultat d'une politique qui a échoué. PAGES 2-4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32 Dh,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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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ÉCONOM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Cordée

Il est décidément périlleux pour un chef de l'État – ou as- pirant chef de l'État – de s'en- gager sur une baisse du chô- mage. François Hollande a été poursuivi tout au long de son mandat par sa pro- messe, lancée en 2012, d'in- verser la courbe du chômage alors que la fameuse courbe s'obstinait à pointer vers le haut, et Emmanuel Macron, qui s'est fait élire et réélire sur la promesse du plein-emploi, termine ses deux mandats avec des chif- fres du chômage qui repar- tent à la hausse. Et c'est peut- être plus grave encore pour l'actuel président qui disait en 2017 croire au principe de «la cordée»: il faut aider les premiers de cordée, en gros les plus riches et les grosses entreprises, car si ceux-là sont affaiblis c'est toute la cordée qui dégringole. Force est de constater que, près de dix ans plus tard, la cordée ne se sent pas très bien, et ce n'est pas faute d'avoir soutenu les premiers! Il est vraiment temps que cette période d'incertitude politique ouverte en 2024 par la dissolution prenne fin car les employeurs, pris en te- nailles entre les soubresauts géopolitiques et la pétau- dière nationale (ou l'inverse) ne sont pas près de s'engager à recruter. La plupart des chiffres de l'économie fran- çaise sont dans le rouge à part ceux des investisse- ments étrangers (le domaine d'excellence d'Emmanuel Macron) et cela ne risque pas de s'arranger à court terme vu l'état du monde et du pays. Obnubilé par sa «politi- que de l'offre» qui a permis aux grosses entreprises de devenir encore plus grosses et de s'enrichir encore plus, le chef de l'État n'a pas réini- tialisé son logiciel, manquant quelques tournants majeurs, dont celui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pour le coup créatrice d'emplois. On en mesure aujourd'hui l'impor- tance en cet été caniculaire qui montre que tout reste à faire si l'on veut s'adapter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alors que les caisses sont vides. Ayons une pensée, à neuf mois de la présiden- tielle, pour ces candidats qui ont, un temps, porté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 cron et qui aujourd'hui doi- vent s'en démarquer.

Après dix ans

de macronie, de très mauvais chiffres et des dettes

Le Président avait promis le plein emploi et la réduction du déficit. Alors qu'il s'apprête à quitter l'Élysée, ses promesses électorales semblent bel et bien compromises. La proportion des demandeurs d'emploi vient de monter à 8,3% des actifs.

Par ISMÉRIE VERGNE

Eternelle arlésienne que le plein-emploi. Les promesses electorales macroniennes rebattues depuis 2017, comme celle d'un taux de chômage sous la barre des 5% pour 2027, peuvent être en- terrées. Il a atteint au deuxième tri- mestre 8,3%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 contre 8,1% au trimestre précé- dent et 7,6% il y a un an, d'après les derniers chiffres publiés par l'Insec. Soit son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l'automne 2020. De quoi contrarier le bilan d'Emmanuel Macron, à neuf mois de raccrocher les gants. Dix ans à la tête de l'État ne lui au- ront pas suffi pour inverser dura- blement la courbe du chômage, à près de 9% fin 2017. Pourtant, ce n'est pas faute d'avoir repatoullié le code du travail, enchaîné les ré- formes de l'assurance-chômage et pondu une loi «pour le plein- emploi».

«En trompe-l'œil»

C'est d'ailleurs cette dernière qui explique une partie de la hausse du chômage en inscrivant d'office, depuis début 2025, tous les bénéfi- ciaires du RSA à France Travail. «Sans cette loi, le taux de chômage

serait inférieur de 0,4 point, soit sous les 8%», plaide le ministre du Travail, Jean-Pierre Farandou. Ces personnes sont désormais «prises en charge pour améliorer leur accès à l'emploi».

Face à ce taux, parmi les plus élevés d'Europe, ni «déni» ni «caricature» pour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Plus de 2 millions d'em-

plois ont été créés depuis 2017. Jamais autant de Français n'ont travaille», a-t-il défendu. Et pour cause, dopés aux financements publics, l'apprentissage et les aides aux entreprises ont boosté le taux d'activité et d'emploi.

Entre 2019 et 2023, les résultats encourageants qui ont fait dire à Elisabeth Borne, en mai 2022, que

«le plein-emploi est à portée de main», étaient des résultats «en trompe-l'œil», estime Eric Heyer, directeur du département analyse et prévision de l'Observatoire fran- çais des conjonctures économiques (OFCE), auprès de l'AFP. La hausse du nombre d'actifs en emploi grâce aux apprentis a fait baisser le taux de chômage sans que le nombre de demandeurs d'emploi en valeur absolue ne diminue et donc que la situation ne s'améliore. «Depuis, le gouvernement veut baisser les défi- cits, diminue les aides, et un rattra- page s'opère», analyse l'économiste. Le taux de chômage des 15-24 ans atteint au second trimestre 21,6% (+2,5 points sur un an).

Mirage des 3%

Un serrage de vis sans grand succès pour l'objectif de baisse du déficit, autre cheval de bataille d'Emma- nuel Macron lors des campagnes de 2017 et 2022. En mars 2022, le chef de l'État candidat à sa réélec- tion ambitionnait «de commencer à réduire la dette à partir de 2026 et de repasser le déficit sous les 3% du PIB en 2027», lors de la présenta- tion de son programme. C'est râpé. Revers de la médaille du «quoi qu'il en coûte» post-Covid et des chèques énergie distribués Suite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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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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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bastien Lecornu et Emmanuel Macron à l'Elysée, le 2 juillet. PHOTO SIMON WOHLFAHRT POOL AFP AP

dynamique ensuite poursuivie par Emmanuel Macron...

Je ne crois pas du tout que la baisse du chômage constatée sous le mandat de Macron soit liée aux réformes du droit du travail. Ni à la loi El Khomri ni aux ordonnances Macron. Elle est liée à un phénomène que l'on observe partout en Europe, c'est le choc démographique, avec une génération partie à la retraite. Cela a de vraies conséquences s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on le voit avec l'explosion de la dette. Mais cela a eu un effet positif sur le marché de l'emploi, puisqu'un grand nombre de salariés ont quitté ce marché et ont fait de la place. Mais on voit avec la hausse du chômage depuis trois ans que cela ne suffit pas.

En tant que candidat à la primaire interne du PS, quelles sont vos propositions ?

Je propose l'augmentation des salaires grâce à une baisse massive de la CSG [la 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un prélèvement affecté au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ndlr] sur tous les salaires jusqu'à 4 000 euros par mois. J'espère que cette proposition sera entendue dans le débat interne. En tout cas, elle fera partie des propositions du PS à la rentrée. Il faudra aussi défendre une relance de l'investissement. Aujourd'hui, on voit bien que la suppression de tous les crédits d'investissement a une conséquence assez directe sur l'économie. Il faut que des mesures très fortes soient prises pour faire baisser les prix des énergies, notamment ceux du carburant. Je propose de mettre en place, comme en Espagne, une taxe flottante sur le carburant.

Que peuvent faire les employeurs pour diminuer ce taux de chômage ?

Le problème de la plupart des entrepreneurs, c'est l'instabilité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mais aussi nationale. Les entrepreneurs nous demandent moins des baisses d'impôts spectaculaires que de la visibilité sur cinq ans. Il faut la leur donner.

Le «plein-emploi» reste-t-il réaliste ?

Bien sûr. Quand on est à 8 % de taux de chômage, 5 % est tout à fait atteignable. On peut l'atteindre avec une politique volontariste de relance de la demande et de soutien à l'offre par l'investissement.

Comment analysez-vous l'ampleur grandissante du déficit budgétaire du pays ?

De la même manière, le gouvernement n'a pas voulu prendre en charge la crise inflationniste, et en paie aujourd'hui la facture. Rien que l'augmentation de l'inflation a fait augmenter la charge de la dette de 3,7 milliards, parce que 10 % de notre dette est indexée sur l'inflation. C'est criminel. Le déficit public est la conséquence d'une économie qui fonctionne mal. La France ne crée pas assez de richesses, ne crée pas assez d'emplois parce que s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st mauvaise. Il est urgent d'en changer.

Le gouvernement refuse d'augmenter les impôts. Est-ce une bonne chose ?

Il ne faut pas augmenter les impôts des ménages. En revanche, la contribution des plus riches au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je pense qu'il faut le faire. Donc il faut qu'il y ait une mise à contribution des plus riches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Le prochain budget devra faire des choix. J'espère qu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nous permettra de les faire.

Recueilli par CHLOÉ DASQUET

«Ce que démontre la situation du pays, c'est d'abord la chute de la consommation des ménages»

Philippe Brun, député de l'Eure et candidat à la prim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attribue l'accroissement du chômage à la baisse du pouvoir d'achat des Français, causée notamment par la crise de l'énergie.

Le socialiste Philippe Brun, auteur en juillet d'un rapport sur la taxation des carburants et le rendement fiscal de la hausse des prix, estime que l'augmentation continue depuis six semestres du taux de chômage en France pourrait être en partie endiguée par une bai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et une augmentation des salaires. Un climat de stabilité politique permettrait en outre aux employeurs d'accroître leurs recrutements.

Le taux de chômage atteint 8,3 % en France au deuxième trimestre. Selon l'Insee, c'est le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l'automne 2020. Face à cette situation, comment réagit le Parti socialiste ? C'est la baisse de la demande qui fait aujourd'hui augmenter le chômage. Il faut donc impérativement augmenter la de-

mande, en redonnant du pouvoir d'achat aux Français. Ce que démontr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u pays, c'est d'abord la chute de la consommation des ménages. La demande intérieure a baissé de 0,7 % sur le premier tri-

mestre et de 0,1 % sur le deuxième trimestre. Cette situation résulte d'une politique qui n'a pas été à la hauteur de la crise du pouvoir d'achat, induite par l'explosion des prix du carburant. Nos voisins espagnols, eux, ont mis en place une politique massive d'aide à la bai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à la fois par la baisse des taxes sur les carburants, mais aussi sur celles concernant

l'électricité. Pourtant, les socialistes n'ont-ils pas amorcé cette politique de l'offre, d'assuplissement du marché du travail avec notamment la loi El Khomri de 2016 ? Une

FLOURT RECU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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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Suite de la page 2 après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le déficit public a bondi de 2,3% du PIB en 2018 à 5,8% en 2024. Même s'il a été ramené à 5,1% en 2025, Sébastien Lecornu s'est dit mi-juillet auprès de Paris Match «pas très optimiste» quant au respect de la cible de 5% en 2026. A côté, l'objectif des 3%, renvoyé à 2029, reste un mirage.

Car la charge de la dette «devrait s'alourdir de 12 milliards d'euros en 2026», après +9% en 2025, alerte la Cour des comptes dans son rapport annuel sur la situation et les perspectives des finances publiques. La présidente de la première chambre, Carine Camby, constate déjà «un étouffement par la dette de nos finances». Au premier semestre, le coût de la dette a grimpé de 18,3%, selon un document publié début

août par Bercy. Soit des nouveaux emprunts qui ont alourdi de plus de 5 milliards d'euros les dépenses. Une augmentation «liée à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pour le renouvellement des prêts arrivés à échéance, précise-t-on au ministère. Début août, les taux pour les obligations à dix ans ont atteint 3,9% par an, un niveau inédit depuis 2009.

Croissance sur un fil

Au point que le coût de la dette pourrait bientôt progresser plus vite que la richesse créée. Une situation de plus en plus probable car l'activité économique tient à un fil. Début juillet, le gouvernement a abaissé ses prévisions de croissance pour 2026 de 0,9% à 0,7%, après une très mauvaise nouvelle au premier semestre avec un recul de l'activité de -0,1%. Et les perspecti-

Le coût des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et environnementales qui se succèdent n'a pas encore été évalué.

ves pour 2027 ne s'annoncent guère plus optimistes. L'OFCE prévoyait en juin une croissance de 1%. Une estimation qui prend, certes, en compte l'impact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dont la circulation n'est toujours pas revenue à la normale), qui a fait s'envoler les prix à la pompe et qui a contraint le gouvernement à trouver 9 milliards d'économies supplémentaires.

Le coût des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et environnementales qui se succèdent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n'a, en revanche, pas encore été évalué. Canicules, sécheresses et incendies devraient peser sur la croissance. Les estimations seront faites «à la fin de l'été», précise Bercy, à l'issue de travaux interministériels (Agriculture, Travail, Tourisme...). Mais les incendies «très localisés à une région [...] ne devraient pas vraiment avoir d'impact sur la croissance», relativise le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La menace vient davantage de la baisse attendue des rendements agricoles à cause de la sécheresse (qui avait lourdement pénalisé la croissance en 2003 de 0,3% soit de 50 milliards d'euros) et des dépenses d'urgence. Le gouvernement a par exemple annoncé pour fin août

un plan «global» pour ne laisser «aucun agriculteur seul» et compenser leurs difficultés économiques. Après l'annonce d'une revalorisation du fonds vert en 2027, ces nouvelles urgences rebattent encore une fois les cartes des priorités du gouvernement pour la construction du prochain budget.

Tout en s'imposant une promesse pour la rentrée : présenter un budget 2027 de réduction du déficit sans augmentation de la fiscalité des ménages et des entreprises, ne laissant qu'une seule solution aux yeux de l'exécutif. Réduire la voilure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notamment sociales, au risque de compliquer encore un peu plus les possibilités d'adoption d'une loi de finances par le Parlement. Et de ternir le bilan d'Emmanuel Macron.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Olivier Faur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6 juillet. PHOTO JULIEN DE ROSA. AFP

Les oppositions à l'assaut, les anciens responsables à l'ego

Depuis l'annonce par l'Insee de la hausse des chiffres du chômage pour le deuxième trimestre 2026, inédite depuis 2020,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n donnent à cœur joie contre Emmanuel Macron.

Haro sur Macron. Le communiqué de l'Insee sur la nouvelle hausse du chômage était encore chaud vendredi que les oppositions ont tiré à vue sur le bilan du chef de l'Etat. Lui qui avait promis le «plein-emploi» se retrouve, à la fin de son deuxième

quinquennat avec un taux de chômage à 8,3% et 2,7 millions de personnes sans emploi et qui en recherchent un. «Une dette abyssale [...] les très riches sont devenus ultra-riches, les précaires sont devenus plus vulnérables. Ce bilan n'est pas lié au hasard, il est le fruit de choix», a fustigé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Olivier Faure, sur son compte X.

«Ruisselement». Hyperactif cet été sur ses réseaux, Jean-Luc Mélenchon est resté silencieux en la matière. Chez les insoumis, c'est le député Carlos Martens Bilongo qui a été envoyé au front sur le sujet. L'élu du Val-d'Oise a pointé «la valeur des aides publiques dont les

entreprises bénéficient chaque année». «Pour mesurer l'ampleur du désastre : c'est près de quatre fois le budget annuel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a-t-il écrit lui aussi sur X. Où sont donc les dernières gouttes de la théorie du "ruissellement" promise par les macronistes?». Candidate de Lutte ouvriè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Nathalie Arthaud a préféré manier l'ironie : «Macron aurait menti en expliquant qu'il suffisait de traverser la rue, ben alors ça!!!» Autres attaques de l'autre côté de l'échiquier politique. «En dix ans de macronisme, les Français n'ont vu augmenter que trois choses : leurs impôts, le nombre de fonctionnaires et le chômage», a dénoncé Bruno Retailleau chez

Les Républicains. Pourtant un temps membre du gouvernement,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a étrillé «le bilan réel de la "start-up nation"» : «Cette dégradation n'est pas un accident de conjoncture. Elle est le produit d'une politique économique erratique, faite de virages permanents et de décisions prises sans cap», a-t-il surenchéri. A l'extrême droite, Sébastien Chenu a estimé que les gouvernements successifs sous Macron «auront tout abîmé, tout ruiné, tout liquidé». «Le bilan de la macronie est un désastre, de Edouard Philippe à Sébastien Lecornu en passant par Gabriel Attal le champ de ruines est abyssal», a ajouté le député du Nord.

Dédouaner. Preuve que la fin de règne est proche, deux anciens Premier ministres macronistes ont réagi ces derniers jours pour ne pas endosser ce mauvais bilan économique. «Les derniers chiffres du chômage sont inquiétants», a ainsi estimé Elisabeth Borne sur X, réclamant un retour aux «politiques qui ont fait leurs preuves avec des résultats concrets» lorsqu'elle était ministre du Travail, de l'Emploi et de l'Insertion (2020-2022) puis Première ministre (2022-2024). Soit «les aides à l'apprentissage, le plan un jeune une solution et la réforme du lycée professionnel», a-t-elle énuméré, accompagnant son message d'un graphique censé démontrer les bienfaits de sa politique en la matière sur les taux de chômage et d'emploi des 15-24 ans.

Autre 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Emmanuel Macron (2017-2020) et (surtout)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Edouard Philippe a, lui aussi, tenté de se dédouaner de ce mauvais résultat pour restreindre la focale sur ses trois années à Matignon. «Faire baisser le chômage n'est pas une énigme. C'est une affaire de détermination, de cohérence et de bon sens», a-t-il affirmé sur X, estimant qu'il faut «retrouver d'urgence une politique de l'offre ambitieuse et assumée» - comme si elle avait disparu... - et «gagner la bataille des compétences». Le candidat Horizons propose ainsi de «mieux orienter» les crédits destinés à l'apprentissage «vers les métiers en tension et les secteurs d'avenir». Au RN, le numéro 2 du groupe à l'Assemblée, Jean-Philippe Tanguy, s'est fait un plaisir de rappeler le maire du Havre à ses responsabilités : «Monsieur Philippe a déversé un poumon de dingue dans des politiques totalement inefficaces. [...] Néanmoins, je ne suis même pas sûr qu'il avait conscience de ce qu'il faisait.» Il a au moins conscience qu'il faudra se détacher au maximum du bilan Macron pour ne pas plomber sa campagne. Ses adversaires ont déjà leurs argumentaires.

VINCENT MAR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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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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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DITOS!

Affaire Lyhanna: Gérald Darmanin contraint de constater son propre échec

Par ISMAËL HALISSAT Journaliste au service société

La lumière est enfin arrivée dans le bureau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Il y a encore quelques semaines, le responsable politique de droite refusait d'admettre toute défaillance systémique dans l'enchaînement des événements qui ont précédé la mort de Lyhanna. Le 4 juin, le corps de cette collégienne de 11 ans a été découvert dans une commune du Gers, quelques jours après sa disparition. Le suspect de ce meurtre et du viol qu'elle a subi, Jérôme Barella, 41 ans, avait déjà été visé par plusieurs plaintes po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contre des mineurs.

Pour Gérald Darmanin, les dysfonctionnements dans le traitement de ces procédures ne pouvaient relever alors que de «défaillances personnelles» des magistrats et enquêteurs concernés. «L'argument des moyens n'est pas un bon argument», ajoutait-il.

La pression sur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était alors maximale. De nombreux appels à sa démission avaient été prononcés par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urtout, des manifestations ont été organisées sous les fenêtres de la place Vendôme et devant plusieurs tribunaux de France pour exiger des comptes. Mais Gérald Darmanin préférait alors s'enfermer dans le déni pour sauver son poste et ses chances de candidater à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 attendu que la pression retombe, au plein milieu de l'été, pour acter l'évidence. Dans une note envoyée le 29 juillet par le garde des Sceaux à ses homologues de l'Intérieur et de la Santé, dont des extraits ont été révélés par le Monde, il reconnaît désormais des «difficultés structurelles». Ce courrier fait suite au passage en revue de l'ensemble des procédures relatives à des fait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par l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Chacun d'entre eux lui a fait remonter,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un état des lieux de la façon dont ce contentieux est géré dans leur ressort.

Gérald Darmanin, qui a été à la tête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de 2020 à 2024, doit maintenant le concéder, le traitement de ces dossiers est «tributaire de moyens, de compétences spécialisés et d'outils partagés» qui font «aujourd'hui défaut». «Ces difficultés sont unanimement relevées par l'ensemble d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qui alertent tant sur la maîtrise des stocks que sur la capacité à mettre en œuvre les priorités de politique pénale.» Il évoque aussi un «manque de ressources RH en juridiction et chez les OPJ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Et voilà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contraint de constater son propre échec lorsqu'il était à Beauvau.

Dans un communiqué,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police judiciaire (ANPJ) dénonce son «hypocrisie»: «C'est bien son propre bilan d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que l'actuel ministre de la Justice torpille aujourd'hui.» La note relate aussi l'existence de procédures fantômes, qui dorment dans les armoires des services de police sans avoir été transmises à la justice. Un «volume important», doit-il admettre: «Aix-en-Provence passe de 3152 affaires à près de 4900; Bordeaux de 1499 à 2913; Poitiers de 1983 à 3483; Reims de 1312 à 2030.» Un problème majeur que Gérald Darmanin n'avait pas jugé bon d'évoquer à l'occasion de ses nombreuses interviews ou lors de ses différentes prises de parole au Parlement.

Et si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 consenti à publier ce courrier, la transparence s'est arrêtée au milieu du gué. Son cabinet refuse d'en faire de même avec l'annexe de douze pages dans laquelle est listée la litanie des défaillances, partout en France. ➤

François Bayrou à L'Isle-sur-la-Sorgue (Vaucluse) en septembre. PHOTO MIGUEL MEDINA. AFP

«Grande primaire»: Monsieur Bayrou, laissez la gauche en dehors de ça

Par LILIAN ALEMAGNA Rédacteur en chef adjoint (Politique)

Mais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idée? Dans un entretien au Figaro publié lundi, François Bayrou ressurgit du néant pour proposer, non pas une primaire du «bloc central», un «vote de départage» comme le propose Gabriel Attal à Edouard Philippe, voire une désignation préprésidentielle entre Modem, Renaissance, Horizons et Les Républicains (LR). Non, l'ex-Premier ministre pose sur la table l'idée d'«une compétition entre les candidats potentiels» qui «rejetent les extrêmes». «Du Parti socialiste, dans sa version sociale-démocrate, jusqu'aux gaullistes, il y a bien des différences, mais, même s'ils se présentent comme des ennemis irréductibles, ces différences deviennent aujourd'hui relatives, insiste-t-il. Ce doit être un débat ouvert et franc, tranché par le vote le plus large possible.»

Après la primaire «de Darmanin à Knafo» imaginée par Laurent Wauquiez à droite mais qui n'aura jamais lieu, celle «de Ruffin à Glucksmann» que certains au PS ont dit souhaiter pour finir, cet automne, avec un choix restreint à des candidats PS ou Place publique et un corps électoral minimal – être adhérent de ces deux formations ou débourser 15 euros pour pouvoir voter –, voici donc celle «de Glucksmann à Retailleau» proposée par Bayrou.

Qui peut croire sérieusement à une telle blague? On peut comprendre qu'après son naufrage à Matignon et sa défaite à Pau aux municipales de mars, le toujours patron du Modem, en galère de candidature – il essaie de faire advenir celle de l'ancien commissaire européen Thierry Breton –, essaie en plein été de reprendre un peu d'oxygène médiatique. Mais Bayrou n'a pas retenu la leçon

du quinquennat Macron: si les «extrêmes», comme il continue d'appeler La France insoumise et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ont tous les deux aux portes du second tour, ce n'est pas par manque d'alliances au centre mais par manque de confrontation entre la droite et la gauche. Les «sociaux-démocrates» comm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les héritiers «gaullistes» de LR comme Bruno Retailleau ne gouverneront jamais ensemble. Pourquoi les imaginer alors dans une primaire? On n'est plus dans la politique-fiction mais dans un sauve-qui-peut stratégique.

Avec sa nomination à Matignon après le renversement de Michel Barnier, François Bayrou aurait eu l'occasion de démontrer que le projet politique de sa vie était possible: construire une «grande coalition» ou bien appeler ces forces politiques situées dans le «fleuve démocratique» – l'expression inventée pour cette interview au Figaro – à participer à un gouvernement d'union nationale. Il a échoué. Et, vu la manière dont les socialistes ont vécu l'été dernier sur la préparation du budget, il n'a même pas travaillé à un tel scénario.

Le centristé pense-t-il aujourd'hui que cette nouvelle «troisième force», ce renouveau de la coalition de 1947 destinée à empêcher communistes et gaullistes de prendre le pouvoir au moment de la reconstruction, peut naître dans une présidentielle, à l'heure où les cartes sont rebattues? C'est faire fi des institutions de la V$^{e}$ République depuis 1962 avec l'élec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suffrage universel direct. La «grande primaire» dont parle Bayrou c'est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La gauche est déjà incapable d'avoir une candidature commune à côté de cel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Ce n'est pas pour aller s'effacer et même se fracasser dans un mode de désignation censé, pour Bayrou, offrir une planche de salut aux héritiers d'un macronisme finiss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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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A Zaoutar al-Gharbiyeh, le 8 août. Plus de 60 % des habitations du village ont été entièrement détruites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Hassan, habitant

Au sud du Liban, la vie fragile en «zone pilote»

Le village de Zaoutar al-Gharbiyeh se trouve dans l'une des premières parties du territoire censées permettre un retrait progressif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Entre maisons dynamitées, incursions militaires de Tsahal et retour timide des habitants, l'existence y est bouleversée.

Par ARTHUR SARRADIN Envoyé spécial dans le Sud-Liban

«Vous avez vu le gros talus qu'ils ont construit?» Hassan le désigne comme s'il était possible de le manquer, à quelques mètres à peine. Un remblai de terre haut de près de deux mètres barre désormais la route principale de Zaoutar al-Gharbiyeh, village voisin de Zaoutar al-Gharqiyeh, dans le sud du Liban.

«On s'est réveillé avec ça, poursuit le vieil homme, visage figé de fatigue. Les Israéliens sont arrivés par cette route en arrachant une parcelle d'oliviers, puis ils ont déplacé la terre ici.» Au terme d'un échange expéditif, raconte-t-il, ils auraient aussi chassé plus loin la petite unité de l'armée libanaise positionnée en lieu et place du talus. Depuis le 21 juillet, ces militaires libanais sont pourtant officiellement déployés à Zaoutar al-Gharbiyeh, l'une des trois localités intégrées à la «zone pilote» négociée entre Beyrouth et Tel-Aviv. Leur mission: contrôler une minuscule portion de territoire où l'armée israélienne consent à reculer pour laisser place à l'armée libanaise, chargée, en retour, d'empêcher toute présence du Hezbollah, dans l'espoir

d'amorcer un retrait israélien plus large du sud occupé. «Enfin, les Israéliens ont quand même fini par rentrer», souffle Hassan, le regard posé sur le talus et le versant de la vallée voisine. Il est interdit, pour les civils, d'approcher du remblai, mais Hassan passe par l'oliveraie qui le contourne, où les terres sous occupation apparaissent à découvert. «Notre village est coupé en deux. Toutes les maisons que vous voyez après le talus, ce sont aussi les nôtres. Là, sur le flanc de la colline, c'est Zaoutar al-

Charqiyeh. Pareil: aucun civil ne peut rentrer chez lui. Les Israéliens sont toujours là.» Il montre une grande maison blanche, où il affirme que des soldats ont pris position. Puis son doigt pointe un tank Merkava stationné à côté, dont le canon, par un ha-

sard de perspective, lui rend le geste. Depuis l'oliveraie, impossible toutefois de voir ce qui se joue dans cette zone occupée.

Des images satellites obtenues par Libé, et datées du 10 août, permettent de lever ce hors-champ: trois chars israéliens apparaissent stationnés près de la maison blanche, dans cette partie occupée du village, tandis que des engins de démolition sont à l'œuvre derrière les bâtiments, détruisant des habitations civiles. Toutes les maisons qui 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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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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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Zaoutar al-Gharbiyeh. PHOTOS NIESIM GASTELI

Les négociations avec Israël toujours dans l'impasse

Après sept cycles de pourparlers, le dialogue entre les deux pays bute sur le retrait israélien du sud du pays. Alors que Beyrouth réclame l'élargissement des «zones pilotes», Tel-Aviv refuse de céder certaines positions stratégiques et poursuit ses opérations.

Lavenir fragile des négociations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se conjugue au conditionnel. Un huitième cycle de discussions pourrait se tenir au tout début du mois de septembre. Cette fois, la délégation libanaise pourrait choisir de ne pas s'y rendre. C'est du moins ce que laisse entendre la presse du pays, ces derniers jours.

Pari diplomatique. Depuis le dernier cycle de discussions à Rome, organisé du 3 au 6 août, le processus diplomatique semble enlisé. D'après le quotidien libanais Al-Modon, Beyrouth envisage-

rait même de «suspendre les négociations» si la partie israélienne continuait de faire la sourde oreille à certaines de ses propositions. Car, depuis la création des premières «zones pilotes» sur une infime portion du territoire libanais, censées garantir un déploiement de l'armée libanaise contre un retrait progressif d'Israël des zones occupées, Beyrouth voudrait accélérer le mouvement. Objectif des autorités libanaises: la création de nouvelles «zones pilotes» dans des localités autrement plus symboliques, notamment Khiam et Bint Jbeil.

Un choix qui n'a rien d'anodin car toutes deux ont été marquées, dans leur histoire, par la présence du Hezbollah et comptent parmi les principaux centres urbains de la région frontalière. Y voir s'investir l'Etat libanais donnerait une tout autre portée aux «zones pilotes», devenant ainsi une démonstration tangible du pari diplomatique engagé par Beyrouth. Pour l'heure, il demeure trop fragile pour convaincre totalement beaucoup de Libanais.

Cependant, les autorités israéliennes, déterminées à conserver une présence militaire dans le sud du Liban, refusent catégoriquement d'envisager l'abandon

de positions aussi stratégiques, dominant les hauteurs. Au grand agacement des négociateurs libanais, Tel-Aviv poursuit également, dans la région, ses vastes opérations de terrassement et de destruction, continuant, en plein cessez-le-feu, à grignoter du terrain, comme récemment dans la localité de Mansouri, près de la côte. Selon le quotidien libanais An-Nahar, la délégation libanaise aurait d'ailleurs, face à des manœuvres jugées «dilatoires», quitté prématurément la table des négociations à Rome, le 6 août.

Embrasement militaire. Certains négociateurs eux-mêmes estiment qu'il sera impossible d'envisager un quelconque retrait israélien tant que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octobre ne seront pas achevées, laissant les scénarios possibles s'enliser pendant deux longs mois. Au-delà de la destruction méthodique de dizaines de localités du Sud-Liban, les tensions vont grandissantes autour du secteur d'Ali Taher, une autre hauteur stratégique, où seraient retranchés des combattants du Hezbollah.

Un embrasement militaire pourrait avoir lieu à tout moment si les Israéliens décidaient de s'y engager. De son côté, le parti-milice pro-iranien entretient une position lourde d'ambiguïtés. Il rejette officiellement les «zones pilotes» tout en faisant savoir, en coulisses, qu'il ne s'opposera pas au déploiement de l'armée libanaise si celui-ci s'accompagne d'un retrait israélien effectif. Pour le moment, à défaut de percée diplomatique, le sud du Liban reste suspendu à la logique familière du rapport de force.

A. Sa (à Beyrouth)

daient l'oliveraie ont aussi été détruites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Elles ont été dynamitées quelques heures avant le déploiement des soldats libanais dans la «zone pilote». Depuis, les maisons de la partie occupée du village disparaissent à leur tour, comme le trahissent les lourdes détonations qui roulent, à intervalles irréguliers, d'un versant à l'autre.

«NI EAU NI ÉLECTRICITÉ»

«On le voit parfois de chez nous», raconte Abbas, depuis le toit de sa maison où la vue porte, sans obstacle, sur la zone occupée. Le jeune homme longiligne termine ses études secondaires, cahin-caha, au gré des déplacements forcés qui l'ont contraint à bouger à plusieurs repris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maison a beaucoup subi, mais elle tient encore debout», dit-il dans cet arabe aux inflexions nasales, où il glisse des mots de français châtiés. À Zaoutar al-Gharbiyeh, plus de 60% des habitations ont été entièrement détruites; les autres durement affectées. Des dégâts près de huit fois supérieurs à ceux enregistrés en 2006, lors de l'offensive israélienne menée au Liban après l'enlèvement de deux soldats de Tsahal.

«Et, pour nous tous, aucune infrastructure pour vivre», lance le grand-père d'Abbas en apparaissant sur ce qui leur reste de terrasse. «On n'a ni eau ni électricité... On dort dans le village voisin, où on doit payer 800 dollars de loyer. L'Etat libanais ne nous a aidés d'aucune manière:

notre famille a reçu 105 dollars [90 euros, ndlr] d'aide en six mois.» Après vingt-sept années passées dans l'armée, l'homme en attendait davantage. Il n'en tire pourtant aucune défiance: «Personne ici ne remet en cause la présence de l'armée et de l'Etat. On a confiance.» D'après les hommes du quartier, quelques familles restent, ici, de fervents soutiens politiques du Hezbollah, mais «elles font profil bas». Il y a peu, certains ont bien

tenté de hisser un drapeau jaune du parti-milice face aux positions occupées, mais les soldats libanais, aidés de quelques habitants qui ne goûtaient pas à cette provocation risquée, les en ont empêchés. «À part cet incident, les gens ici sont trop fatigués pour agir avec véhémence en faveur du Hezbollah reprend le grand-père. On n'est pas un repère de combattants. Et on est trop fatigué pour soutenir la résistance.» Tous ces civils sont de retour

depuis quelques jours à peine. En regagnant leurs maisons, certains ont découvert ce que les soldats israéliens avaient laissé derrière eux: restes de nourriture, inscriptions en hébreu sur les pans de murs encore debout... Avant la création de la «zone pilote», l'occupation n'avait jamais été tout à fait homogène dans le village, et l'armée israélienne procédait plutôt par incursions, opérations de terrassement ou de dynamitages. Zaoutar al-Gharbiyeh n'a

jamais été un bastion majeur du Hezbollah. Le village a surtout eu, au long de son histoire, le malheur de se trouver du mauvais côté d'une géographie stratégique, près de la forteresse de Beaufort, du fleuve Litani, et face aux hauteurs qui permettent de surveiller les voies d'accès à la grande ville de Nabatieh. Coincé dans l'un des principaux pivots de l'ancien dispositif d'occupation israélien, le village a connu, durant toute son existence, la violence ordinaire de la ligne de contact.

IMPACTS DE BALLES

«Mais, cette fois-ci, c'est plus violent que jamais», raconte Issam, coiffeur à l'entrée de la localité. Il est le seul à travailler de nouveau ici, dans un salon privé de fenêtres, noirci ici par les flammes, grignoté là par les impacts de balles. «Je ne peux pas faire de shampooing et je recharge ma tondeuse dans le village voisin», explique-t-il, en chassant d'un coup de blaireau les cheveux fins restés collés à la nuque de son client. Ils discutent peu, entre les coups de ciseaux, de cette «zone pilote», de ses chances de réussite, de la guerre qui pourrait revenir... Ici, chacun feint plutôt de renouer les fils d'une existence brutalement interrompue, comme si le chaos n'avait fait que passer, emportant avec lui quelques murs et quelques vies. «J'ai ouvert ce salon en 1994, se souvient Issam. Je l'ai rouvert après toutes les guerres... et pour la dernière fois, je l'espère.»

Des chars israéliens se déploient à Zaoutar al-Gharbiyeh, dans le sud du Liban, village voisin de Zaoutar al-Gharbiyeh, le 2 août. PHOTO AMMAR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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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SIDENTIELLE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Une minuscule tronçonneuse qui ne fonctionne pas. Voilà le cadeau fait par le journaliste Jean-Jacques Bourdin à David Lisnard, lors d'une interview avec le maire de Cannes, le 15 avril. Le président de Nouvelle Energie – parti de poche lancé en 2014 –, qui a quitté Les Républicains après les municipales du mois de mars, ne revendique pas sa filiation avec le président argentin, Javier Milei, adepte de la scie portative. Il lui préfère une broyeuse, qu'il utilise pour réduire en lambeaux le code du travail, le code de l'environnement et autres Cerfa. Une manière d'illustrer la «dérégulation» et la «débureaucratisation» dont il se veut la figure de proue en France.

La mise en scène, qui peut prêter à sourire – notamment parce que l'outil est précisément utilisé dans l'administration, dont il souhaite la cure d'amincissement – illustre bien ses priorités. Mettre à bas les normes qui pèsent sur les entreprises, supprimer des postes de fonctionnaires, bref, broyer l'Etat là où, selon les libéraux, il prend trop de place.

Dans cette quête, il n'est pas seul. Eric Ciotti, président de l'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UDR), parti allié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arah Knafo, bras droit d'Eric Zemmour chez Reconquête, ou encore Guillaume Kasbarian, député macroniste s'inspirant lui aussi des méthodes de Javier Milei, portent eux aussi un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débridé. Celui-ci doit permettre d'alléger la dette et favoriser l'entrepreneuriat; et chacun a sa stratégi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à venir.

«L'OSSATURE EST PRÊTE, LA VISION EST PRÊTE»

Pour David Lisnard, le cap est clair: il souhaite devenir président en imposant ses idées libérales. Et se veut cohérent en souhaitant appliquer le principe, cher à ses yeux, de concurrence au sein de la droite. «On ne peut pas se dire de droite et refuser le principe même de la confrontation», aime-t-il claironner sur les plateaux télé.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maires de France (AMF) se dit en faveur d'une primaire très large, du centre droit à l'extrême droite.

Et son parti est déjà en ordre de bataille: «La grande priorité, c'est la présidentielle, confirm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Nouvelle Energie, Romain Marsily. L'ossature [du programme] est prête, la vision est prête. Le parti, d'un point de vue technique, est en ordre de marche sur tous les leviers.» Et notamment sur celui du financement, puisque selon France Télévisions, le candidat Lisnard a déjà récolté 1 million d'euros pour sa campagne. Contacté par Libé, son parti n'a pas souhaité confirmer cette information. Régulièrement, sur X, son parti met en scène, façon mercato, l'adhésion d'élus qui rejoignent Nouvelle Energie. Reste à faire décoller la notoriété de cette figure encore peu connue du grand public.

2027

Les libéraux en roue libre

Bais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retraite par capitalisation, cure d'amincissement pour l'administration : de Guillaume Kasbarian à Eric Ciotti en passant par David Lisnard, une partie des libéraux de droite et d'extrême droite veut croire que la campagne qui s'ouvre est particulièrement favorable à leurs propositions.

Par ELIOTT LERAT

Eric Ciotti s'adonne, lui aussi, à ce genre de mises en scène. «Laure-Agnès Caradec [ex-présidente de la fédération LR des Bouches-du-Rhône] rejoint l'UDR!» fanfaronnait en mai son entourage sur une boucle WhatsApp à destination des journalistes. Doublé d'un message de l'ex-président de LR: «Le grand remplacement de LR par l'UDR est engagé!» Pourtant, le parti ultralibéral du maire de Nice (Alpes-Maritimes) n'enverra pas d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Il ira épauler son allié,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malgré une ligne économique bien différente.

Du côté de Guillaume Kasbarian, la feuille de route diffère: le député d'Eure-et-Loir jure ne rouler pour personne. Avant de devenir ministre chargé du Logement entre février et septembre 2024, il a porté, à l'Assemblée, une proposition de loi – adoptée en 2023 – baptisée «anti-squat».

L'élu a lancé, mi-avril, le Parti de la liberté, «pour un sursaut libéral». Une nouvelle écurie présidentielle? «Je n'ai pas de velléités personnelles, répond-il à Libération. Ça me permet d'être extrêmement libre sur les propositions, quitte à secouer le co-cotier et l'establishment.» «J'aime-

rais qu'on ait un président qui soit le plus libéral possible sur tous les sujets», ajoute-t-il.

Son parti doit servir d'espace «de réflexion, avec, pour vocation, de faire vivre un débat et nourrir le programme de ceux et celles qui prétendent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appuie l'ex-banquier d'affaires et ancien député Stéphane Vojetta, qui a rejoint le Parti de la liberté peu après sa création. La formation se donne donc pour but de se greffer au plus offrant.

«UNE RÉGLE D'OR INSTITUTIONNELLE»

S'il reste à «affiner les idées» pour en faire des «propositions choc», selon Kasbarian, le camp libéral a déjà des fondations bien identifiées: un libéralisme avant tout économique, dictant une maîtri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la «lib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des «normes» qui, d'après les libéraux, «empêchent l'innovation et la compétitivité», et la «baisse des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De Kasbarian à Ciotti, l'accent est mis sur la gravité de la dette. Les dépenses de l'Etat «ne se font pas au bénéfice de la richesse des uns et des autres, regrette Romain Marsily chez David Lisnard, ni au bénéfice

d'une concorde sociale, ni même au bénéfic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inégalités».

«Qu'une partie soit consacrée à financer les services publics, à entretenir la solidarité, c'est normal. Mais, aujourd'hui, la France est l'un des pays qui a le plus fort taux de dépenses publiques, l'un des plus forts taux de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relèv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Nouvelle Energie.

Pour remédier au problème identifié de la dette,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de cette formation érige deux piliers: baisser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et «libérer» le monde du travail de ses «contraintes» pour viser une relance de la croissance. Pour ce faire, David Lisnard souhaite que la France s'astreigne à «une règle d'or [...] institutionnelle de limitation des déficits publics», pour que «les dépenses régaliennes (défense, police, justice, diplomatie) ne représentent plus qu'un cinquième du budget de l'Etat, et moins d'un dixième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Et pour libérer l'entrepreneuriat, il prône la baisse des impôts sur les sociétés, notamment de la contribution sur la valeur ajoutée des entreprises (CVAE), qui touche no-

tamment les plus grandes. Le tout pour alléger la «charge» sur les sociétés et faire passer leur contribution de 2% à 1% du PIB.

Le constat et les solutions sont globalement partagés par Guillaume Kasbarian: «Je propose des économies budgétaires. Parce que je souhaite réduire le poids de l'Etat, qui, avec des taxes de tous les côtés, finance des chèques, des aides,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que je souhaite réduire.»

Pour Eric Ciotti, la baisse des dépenses sociales doit notamment passer par la retraite par capitalisation, vieille rengaine de la droite libérale. Problèm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on allié, n'est pas acquis à la cause. Et ce n'est pas faute, pour le maire de Nice, d'avoir essayé de convaincre le parti présidé par Jordan Bardella, via son «grand forum des libertés», un colloqu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sur le thème de la capitalisation, tenu en fin de session parlementaire l'année dernière.

Ces réunions sont d'ailleurs l'occasion, pour l'ancien président de LR, de revendiquer sa filiation avec le président argentin libertarien, Javier Milei. Lors de l'une d'elles, une tronçonneuse trônait fiè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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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isnard, maire de Cannes (Alpes-Maritimes) et président de Nouvelle Énergie, en octobre 2023 à Paris. PHOTO ALBERT FACELLY

dans la salle du forum, dans un sous-sol de l'Assemblée. Ces volontés de coupes dans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sont soutenues par des think tanks libéraux, des laboratoires de pensée avec qui ils échangent, et qui portent les mêmes propositions. «J'adore Guillaume [Kasbarian], confesse Olivier Babeau, fondateur de l'Institut Sapiens, un think tank libéral. Je n'ai pas vu l'intégralité de son programme parce qu'il ne l'a pas encore dévoilé, mais ce que j'ai entendu me plaît.»

L'AUBAINE DES DÉBATS BUDGÉTAIRES

Or, pour une partie des tenants de ces mesures libérales, la fenêtre de tir est ouverte pour imposer ces

idées. «Les idées libérales prises individuellement peuvent être populaires, veut croire Kasbarian. Quand j'étais à la Fonction publique [de septembre à décembre 2024, ndlr] et que je portais les jours de carence et la baisse des remboursements des arrêts maladie, c'était une mesure qui n'était certes pas populaire auprès de tout le monde, mais qui, dans une majorité de la population, avait un écho positif», avance-t-il. Le président du Parti de la liberté pense que «le niveau d'endettement, le niveau de dépense, le niveau de déficit qu'on a vont rendre insoutenable une poursuite du socialisme ambiant». «Les idées libérales progressent culturellement. C'est formidable. Mais attention que ce ne soit pas récupéré par des formations at-

trape-tout», s'inquiète Romain Marsily à Nouvelle Énergie, visant Renaissance et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Il faut dire que les termes du débat budgétaire posés par François Bayrou en 2025 pour l'année 2026 avaient de quoi réjouir dans ce camp. «Notre pays est en danger parce que nous sommes au bord du surendettement», clamait l'éphémère Premier ministre, désavoué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sur un vote de confiance en septembre après avoir énoncé ce constat. Mais la graine fut plantée et les débats ont animé l'Assemblée entre d'un côté ceux qui souhaitent l'augmentation de la taxation des plus fortunés pour plus de justice fiscale et, de l'autre, les chantres de la

bais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On avait le vent en face et maintenant, on a le vent dans le dos, se réjouit Benoît Perrin du think tank Contribuables associés. Le discours est porteur. Notamment parmi les jeunes, à cause du problème des retraites. Les difficultés budgétaires auxquelles la France est confrontée ont ouvert les yeux.» Alain Madelin, candidat libéral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02, se félicite, lui aussi, de voir ses idées infuser dans le débat public. Et sent même – sans rire – se lever un climat préévolutionnaire: «C'est dans l'air du temps : laissez-nous faire, laissez-nous respirer, laissez-nous bosser. Vous sentez bien que c'est l'heure, un petit peu comme av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ma vie

politique, je n'ai jamais vu ça», commente-t-il auprès de Libération. Si le diagnostic des libéraux semble partagé dans l'opinion – «80 % des Français sont inquiets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sur la dette publique» (1), rapporte Noé Fridman, chargé d'études à l'Ifop –, les solutions qu'ils proposent ne font pas l'unanimité.

Ainsi, 56 % des sondés considèrent qu'il est possible de réduire le déficit sans toucher aux dépenses de santé. Sur les «pensions de retraite, c'est là où c'est plus partagé, c'est 50-50. Donc, d'un côté, ils veulent trouver une solution à ce déficit, mais sans pour autant qu'on leur propose de baisser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poursuit Noé Fridman. Il précise que le terme «libéralisme» ne semble pas particulièrement rassembleur, ou de moins en moins, puisque seul «un Français sur deux [disait] aimer le libéralisme en 2023. En 1999, ils étaient 70 %».

«TROP À DROITE OU TROP À GAUCHE»

Malgré l'optimisme d'une partie de leurs semblables, certains libéraux ne voient pas la séquence comme particulièrement favorable. Notamment parce que la «crise de la dette» n'est pas aussi grave que ce que les hérauts de la bais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laissent à penser.

«A mon sens, les seules circonstances où un discours comme celui-ci pourrait avoir un écho plus large, ce serait en cas de crise budgétaire gravissime, le mur de la dette, analyse Jérôme Perrier, docteur en histoire de l'IEP de Paris et spécialiste du libéralisme. On n'y est pas encore, ce serait quand même des circonstances tout à fait extraordinaires.»

Le directeur de l'Institut Sapiens, Olivier Babeau, voit, lui aussi, le verre à moitié vide: «Je ne suis pas certain du tout [que ces idées portent]. Le débat sur les retraites m'a plutôt prouvé le contraire. Il y a toujours cette malédiction du libéral qui est trop à droite pour les gens de gauche, et trop à gauche pour les gens de droite.»

Jérôme Perrier rappelle que l'une des dernières candidatures présidentielles libérale s'était soldée par un échec cuisant, lorsque Alain Madelin s'était présenté, en 2002, sur un créneau similaire à celui de David Lisnard. «Madelin, ça a donné 3,91 % des voix. Et ça, je pense que les libéraux actuels en ont le souvenir.» Un quart de siècle plus tard, à voir s'ils vont tenter de conjurer le sort. ➡

(1) Etude Ifop «Les Français et les idées libérales», réalisée auprès de 1 900 personnes, 13 avri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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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e niveau des réserves souterraines est relativement bas pour la saison en Côte-d'Or.

Manque d'eau

En Bourgogne, habitants et animaux au cœur d'un été où «tout grille»

A cause des canicules et de l'absence de précipitations, deux communes de Côte-d'Or doivent être alimentées en eau par des camions-citernes. Habitants, éleveurs et apiculteurs tentent de s'organiser, en attendant des solutions pérennes.

Par JULIE RENSON MIQUEL Envoyée spéciale en Côte-d'Or Photos CLAIRE JACHYMIAR. HANS LUCAS

À l'image de toute la Côte-d'Or, les pelouses et potagers des jardins de Quince-rot (87 habitants) ont pris des teintes de paille, irradiés par les puissants rayons du soleil. Depuis début juillet, la source située sur la commune d'en face, à Quincy-le-Vicomte (199 habitants), n'apporte plus assez d'eau aux deux villages. «Elle ne nous donne que 20 m³ par jour en ce moment alors que nous avons besoin d'au moins 40 m³. On est obligé de se ravitailler par camion-citerne», se désole Gilles Robillard, adjoint au maire sans étiquette et président du syndicat des eaux local. L'engin loué par l'élu fait cinq à huit rotations par jour, deux à trois fois par semaine, entre Quincy-le-Vicomte et Saint-Rémy, situé à cinq kilomètres, pour un total d'environ 110 m³ livrés en une journée. «Le camion fait le plein au poteau d'incendie de Saint-Rémy, puis alimente le réservoir qui fait aussi office de château d'eau, détaille-t-il. Quand je pense qu'avant, l'idée qu'on puisse manquer un jour d'eau, ça nous faisait rire.»

C'est la troisième année, après 2023 et 2025, que la source est affaiblie par les fortes chaleurs et le manque de précipitations, nécessitant un approvisionnement par camion. «Mais ce n'est jamais arrivé aussi tôt dans la saison :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il fallait attendre le mois d'août», s'inquiète Aude, qui habite Quince-rot. L'assistante sociale de 53 ans revient de son potager un panier de légumes sous le bras. Elle raconte comment son mari et son fils participent aux opérations de citernage, l'aide de bénévoles permettant de faire baisser la facture des habitants. «En parallèle, on fait attention aux douches, on limite l'arrosage. Tout grille, les fleurs de tomates, le reste. On a juste quelques courgettes, des concombres... L'eau est devenue une denrée rare», observe-t-elle.

«CHANGER DE LOGICIEL»

Non loin, le château de Quince-rot trône face à l'église. La bâtisse, vestige d'un temps où il fallait garder à l'œil les contrebandiers voguant sur l'Armançon, partage désormais le paysage avec des éoliennes. Sur le plateau, les champs de céréales ont été moissonnés avec quinze jours d'avance à cause de la chaleur. Si le temps des contrebandiers est révolu, les élus traquent désormais les abus liés à l'or bleu. «Lors du premier citernage, quelqu'un a tiré 30 m³ d'eau pour remplir sa piscine après l'avoir vidangée. On était en pleine restriction, j'ai dû lui expliquer que ce n'était pas possible», raconte Gilles Robillard. Mais pas question de blâmer les gens : «Ils font en général attention et ont conscience du problème, simplement, il faut qu'on change de logiciel...»

Une quinzaine de minutes à pied suffisent pour se rendre chez les voisins, à Quincy-le-Vicomte. Su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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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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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les oiseaux sculptés dans la fontaine face à l'église sont privés d'eau, sur consigne de la municipalité. «Ce n'est pas le moment de faire des folies», justifie Fabrine Pélissier, secrétaire de la mairie.

Cent mètres plus loin, devant l'exploitation d'élevage d'escargots de son fils et de son mari, Sylvie s'étonne encore de l'été irrespirable qu'elle est en train de vivre. «Il a fait jusqu'à 41 °C ici!», s'exclame-t-elle. La livraison d'eau par citerne? Chez eux, ça ira, la retraitée de 62 ans a pris l'habitude d'acheter de l'eau en bouteille. En revanche, pour les escargots, ce n'est pas la même affaire. «On les arrose la nuit; on n'a pas le choix, sinon, ils meurent, explique Sylvie. Pour leur donner la force de se déplacer afin de se nourrir, il faut mouiller. Autrement, ils ne grossissent pas!» Et de s'interroger: pourquoi la source du village est-elle faiblande, est-ce un problème de nappes phréatiques, de fuites dans le réseau? Le niveau des réserves souterraines est relativement bas pour la saison en Côte-d'Or, confirme David Ratheau, hydrogéologue au service géologique national. La nappe à l'origine de la source de Quincy-le-Vicomte, issue du Jurassique moyen, est typique du nord du département et se caractérise par des calcaires qui stockent peu l'eau, analyse-t-il. Ce réservoir naturel, très réactif, se recharge rapidement en cas de pluies constantes et se vidange tout aussi vite dès que les précipitations s'arrêtent, ce qui expliquera pourquoi le débit de la source de Quincy-le-Vicomte s'est réduit dès le début de l'été.

FRÉQUENCE ANORMALE

La météo étouffante des derniers mois, entre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et manque de pluie, a engendré un assèchement record des sols, alerte Virginie Pucelle, directrice régionale de l'Office français de la biodiversité (OFB) Bourgogne-Franche-Comté. «En Côte-d'Or, 67% des petits cours d'eau sont en assez au 1er août, la situation est critique», dévoile-t-elle. La sécheresse est «bien plus marquée» que celle de 2022 et «deux fois plus critique» que 2025 à la même date. «Nous sommes en tête du bassin versant, le milieu aquatique est très sensible aux variations de températures et de précipitations, et c'est un réseau hydrologique 'chevelu', avec de nombreux petits cours d'eau», résume la responsable de l'OFB.

D'après la préfecture, les quelques épisodes orageux de la mi-juillet sont restés trop localisés et les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ne permettent pas d'envisager une amélioration pour cette première quinzaine d'août. Si la situation s'est dégradé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dans le département, «pour autant, il n'y a pas de risque immédiat de coupure d'eau potable», assurent les services préfectoraux, même si certaines communes au «service d'eau potable de taille très réduite» et «parfois sans interconnexion avec d'autres réseaux», à l'image de Quincy-le-Vicomte et Quincerot, sont «très vulnérables» face aux sécheresses prolongées.

A Quincy-le-Vicomte, Franck, éleveur et céréalier de 37 ans, est en train d'en faire les frais. Quelques-unes de ses charolaises et leurs veaux sont posés à l'ombre d'arbres, près d'un ruisseau donnant sur les ruelles du village. «Regardez leur ventre, on peut voir qu'elles hyperventilent, montre-t-il. Et encore, c'était plus impressionnant au plus fort de la canicule, quand le thermomètre indiquait 50 °C au soleil dans ma cour.» Pour l'instant, les vaches bourguignonnes s'abreuvant directement dans la rivière de l'Armançon ou dans les ruisseaux en perdition qui traversent les pâturages. «Mais c'est plus difficile pour elles de boire entre les cailloux, c'est comme si nous, on buvait à la paille. En plus la qualité de l'eau est moins bonne et normalement, là, elles sont censées manger de l'herbe verte», énumère Franck, dépité. Dès le mois de juillet, l'éleveur s'est vu obligé de les «soigner», en leur apportant foin, paille et grains, quitte à puiser dans ses

stocks d'hiver. Les céréales «auto-consommées» ne seront pas vendues, glisse l'agriculteur, qui estime avoir perdu la moitié de sa récolte habituelle. «Ce réchauffement, je ne pensais pas qu'il arriverait aussi vite, aussi fort», admet celui qui, dix ans après la reprise de l'exploitation familiale, vit sa troisième année de sécheresse et de canicule intense, une fréquence anormale par rapport à ce que ses parents ont connu. A l'autre bout du village, Jean-Pierre s'épanche avec bonhomie. «Je suis bien content d'être en re-

traite, comme ça, je regarde la télé et puis terminé, lance l'ancien éleveur et céréalier de 77 ans. J'attends qu'il fasse meilleur le soir pour faire une pétanque sous les arbres avec les copains et les copines.» Né dans la commune, il a travaillé durant la grande sécheresse de 1976 et la mortelle canicule de 2003. «Mais ce n'était pas des chaleurs comme aujourd'hui, ça a duré moins longtemps, et puis on ne manquait pas d'eau alors qu'on consommait plus», se souvient-il.

Franck, lui, a travaillé de nuit pour éviter les fortes chaleurs et les risques de départs de feu pendant la moisson. Les huit massifs du département sont en risque sévère d'incendie et plusieurs feux ont déjà touché la région, comme celui qui a pris fin juillet sur les hauteurs boisées des collines viticoles de Couchey, à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de Dijon: 90 hectares brûlés et 150 parcourus en vingt-quatre heures, rare pour les forêts bourgui-

gnonnes. Dimanche, un autre incendie s'est déclaré à Fleurey-sur-Ouche, ravageant environ 2 hectares de feuillets.

TRANSHUMER LES ABELLES

Elodie, 41 ans, et Alexandre, 36 ans, tous deux apiculteurs, ont dû aller chercher de l'eau dans un village voisin, chez leurs parents. Hors de question de peser sur les deniers de la collectivité en pompant dans la source de Quincy-le-Vicomte pour l'entretien de leur laboratoire de conditionnement. «Je fais les marchés, je vais bien que les gens n'y arrivent plus», raconte Elodie, qui craint que le choc climatique n'engendre une explosion des tarifs des abonnements et des frais d'acheminement de l'eau s'il faut se rattacher au réseau d'autres communes.

Alexandre ne se pose pas la question d'abreuver ou non ses abeilles, leur assurer un accès à l'eau relève du «bien être animal». Pour les ruches du coin, la situation est «extrêmement compliquée», juge-t-il: depuis le 20 mai, elles ne produisent pas de miel. La faible humidité de l'air et des sols empêche les plantes de sécréter pollen et nectar. «Et puis, les abeilles s'épuisent à chercher de l'eau pour réguler la température de la ruche au lieu de chercher de la nourriture, raconte l'apiculteur, la reine se régule et pond moins. On a perdu à peu près 50% de la population des ruches depuis mai, une première à cette échelle.» A l'avenir, le couple compte transhumer des butineuses dans les Vosges et le Jura, à la recherche d'un microclimat «plus frais, plus humide» en altitude.

En attendant, les habitants s'impatientent, estimant que les élus doivent trouver des solutions pour faire face à la crise de l'eau du village. Plusieurs options sont sur la table, égrène le président du syndicat des eaux Gilles Robillard. Un vieux puits jamais exploité et creusé il y a plusieurs décennies dans la nappe alluviale de l'Armançon va être étudié, tout comme le raccordement durable à Saint-Rémy, dans la nappe alluviale de la Brenne. Et puis, s'il le faut, les élus suivront les recommandations du préfet et se rapprocheront du syndicat des eaux sud-auxois Morvan, explique Gilles Robillard, qui préférerait garder une gestion plus locale et donc plus autonome.

Dans tous les cas, un nouveau raccordement serait l'occasion de refaire le réseau d'eau quinquagénaire des deux communes car «si on met du neuf sur du vieux, ça va péter de partout», alerte-t-il. Une telle rénovation pourrait s'élever à 2 voire 2,5 millions d'euros, une somme considérable pour ces petits villages, mais des subventions et prêts spécifiques existent, veut rassurer le président du syndicat local. De toute façon, dit-il, en arpentant sous un soleil haut les rues de Quincerot, «à terme, on ne pourra pas y couper». Près de 70% de la France fait actuellement l'objet de mesures de restrictions des usages de l'eau, a indiqué lundi le gouvernement, en annonçant une réunion de crise pour mercredi. ➤

Les charolaises de Franck, 37 ans, hyperventilent sous la chaleur.

Les abeilles d'Alexandre, 36 ans, ne produisent plus de miel depuis fin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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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RESSO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IME FR

Européennes : Bardella se fait retoquer des dépenses de campagne

Une bouteille de champagne offerte à son allié espagnol, près de 4 000 euros de «chauffeurs privé» ou encore un contrat de protection rapprochée par des gardes du corps armés «surévalué» : la tête de liste du RN en 2024 a vu une partie de ses frais de campagne rejetés par la justice. PHOTO AFP

L'océan Pacifique à Huntington Beach, en Californie, le 31 juillet. PHOTO MARIO TAMA AFP

Les océans battent un nouveau record de chaleur pour un mois de juillet

Les eaux ont atteint, en surface, 0,07°C de plus qu'en juillet 2023, qui avait déjà enregistré un niveau inédit, selon les données du programme européen Copernicus publiées lundi.

Par ELÉONORE DISDERO

En mer, le mercure est tout aussi record que sur la terre ferme. En juillet 2026, les températures des océans extra-polaires (hors zones arctiques et antarctiques) ont été les plus

élevées jamais enregistrées pour un tel mois, a annoncé lundi le programme européen d'observation de la Terre, Copernicus. Ainsi les eaux ont, en moyenne, atteint en surface 20,96°C, dépassant le précédent record de juillet 2023 établi à 20,89°C.

«Des températures de surface record le long de l'Atlantiqu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ont été associées à des vagues de chaleur marines étendues, fortes ou sévères, affectant les communautés côtières et les écosystèmes», détaille le communiqué de l'organisme.

De même, «le mois de juillet a été marqué par des températures exceptionnellement élevées pour cette période de l'année sur une grande partie

du Pacifique tropical, une zone où les conditions El Niño [un phénomène climatique qui se produit tous les deux à sept ans dans cet océan, qui se réchauffe, et modifie les régimes des pluies à travers le monde, ndlr] sont présentes et devraient encore se renforcer dans

les mois à venir». Ces valeurs historiques à la surface des mers vont de pair avec les niveaux atteints par les relevés atmosphériques. Jamais l'Europe de l'Ouest n'avait connu une période juin-juillet aussi bouillante, avec une succession «exceptionnelle» de vagues de chaleur, faisant grimper le mercure à 21,62°C, soit 2,79°C au-dessus de la moyenne et dépassant le précédent record de 2022.

Toutefois, le mercure est resté inférieur à la moyenne sur une grande partie de l'Europe orientale et de la Scandinavia. Plus largement dans le monde, la température de l'air, en juillet 2026, a pointé en moyenne à 16,9°C, se hissant comme le deuxième mois de juillet le plus chaud, à égalité avec 2024 et derrière 2023.

«Accumulation». Une grande partie de l'Europe de l'Ouest a vu «la sécheresse généralisée observée en mai et juin persister et s'intensifier, avec des précipitations et une humidité du sol exceptionnellement faibles signalées en France, en Espagne,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d'Allemagne et au Royaume-Uni», remarque encore Copernicus. Les niveaux d'humidité du sol en

surface ont ainsi été nettement inférieurs à ceux de juillet 2022, dernier été marqué par une grave sécheresse dans la région.

De quoi engendrer des débits fluviaux bien inférieurs à la moyenne, notamment dans la Seine, le Rhin et le Danube, ce qui a entraîné des répercussions sur l'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l'irrigation, les écosystèmes aquatiques,

L'étendue de la banquise arctique a enregistré sa sixième valeur la plus basse pour ce mois.

le transport fluvial et la production d'énergie dans plusieurs pays.

«A mesure que les sols s'assèchent, ils perdent leur capacité à assurer un refroidissement naturel, ce qui favorise l'accumulation de la chaleur, note la responsable stratégique pour le climat au Centre européen pour les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à moyen terme, Samantha Burgess. Il s'agit là d'un exemple clair de la manière don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intensifie les épisodes de chaleur extrême, la chaleur et la sécheresse se renforçant de plus en plus mutuellement.»

A l'inverse, des conditions plus humides que la moyenne ont été enregistrées dans les pays baltes et en Finlande, à l'intérieur de la Turquie, en Grèce, dans l'est de l'Ukraine et dans de vastes parties de l'ouest de la Russie, avec des inondations localisées.

«Plus loin». La chaleur et la sécheresse dans une partie du Vieux Continent ont fortement alimenté les incendies, observe aussi la directrice du service de surveillance de l'atmosphère de Copernicus, Laurence Rouil. «Le mois dernier a été marqué par une activité exceptionnelle des feux de forêt dans toute l'Europe occidentale, tant en termes de superficie brûlée que d'émissions, retrace la spécialiste. Les incendies de grande ampleur produisent davantage de fumée et la projettent plus haut dans l'atmosphère, ce qui signifie qu'elle peut se propager plus loin et avoir un impact sur la qualité de l'air non seulement au niveau local, mais aussi dans l'ensemble de la région.»

Concernant la situation des pôles en juillet 2026, l'étendue de la banquise arctique a enregistré sa sixième valeur la plus basse pour ce mois, avec une couverture particulièrement faible dans la partie nord de la mer de Barents, autour du Svalbard et de la terre François-Joseph.

De l'autre côté du globe, l'étendue de la banquise antarctique s'est classée au cinquième rang des plus faibles pour le mois de juillet, avec une couverture de glace inférieure à la moyenne dans la plupart des secteurs océa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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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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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fr

Des fans d'Harry Potter font déplacer un projet de liaison électrique

pour protéger la «tombe» de Dobby Le chef du projet Greenlink, une liaison électrique sous-marine entre l'Irlande et le Royaume-Uni, dit avoir reçu «des centaines d'appels» criant à la profanation du sanctuaire réservé à l'effe domestique, rapporte le Guardian. PHO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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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le nombre de drones ukrainiens que la Russie a interceptés dans la nuit de dimanche à lundi, indique le ministère russe de la Défense. Il précise que ces attaques ont visé une quinzaine de régions russes et la Crimée annexée. Plusieurs personnes sont mortes dans deux régions, selon les autorités locales. Au Tatarstan, dans le centre de la Russie, les frappes «massives» ont visé la ville industrielle de Nijnekamsk, située à quelque 1600 km de la frontière ukrainienne, selon un communiqué des autorités régionales. Cette attaque aurait visé «des sites industriels comme civils» dans cette ville qui abrite notamment des raffineries pétrolières et une importante usine pétrochimique. «Malheureusement, il y a des morts», souligne le communiqué, alors que 13 personnes dont un enfant ont été tuées et 75 autres blessées. Un bilan qui fait de l'attaque l'une des plus meurtrières survenues sur le territoire russe depuis le début de l'offensive de Moscou contre l'Ukraine en 2022. Une journée de deuil a été déclarée au Tatarstan lundi, selon la décision du dirigeant local Roxatam Minnikhanov. L'état-major ukrainien a affirmé avoir frappé la raffinerie Taneko, contrôlée par le géant pétrolier Tatneft, dans le cadre d'opérations visant à «réduire le potentiel militaire de l'agresseur russe». Le Comité d'enquête russe a, lui, annoncé l'ouverture d'une enquête pour «attentat». (avec AFP)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Euro d'athlé: un guide pour éviter les plans télé qui sexualisent les sportives

Un guide d'une vingtaine de pages pour faire cesser les plans télé qui sexualisent les athlètes lors des grandes compétitions sportives. Alors que les championnats d'Europe d'athlétisme s'ouvraient lundi à Birmingham, en Angleterre, l'Union européenne de radio-télévision (EBU), une organisation qui rassemble les médias du service public audiovisuel dans 57 pays, a appelé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à un changement radical dans la façon de filmer l'athlétisme pratiqué par les femmes.

Il s'agit de «garantir une couverture qui respecte et reflète systématiquement le talent, la force et le dévouement des sportives», explique le directeur exécutif de l'EBU, Glen Killane, en introduction de ce guide. «L'élaboration d'un guide de captation vidéo est une étape cruciale pour éliminer les représentations préjudiciables des femmes dans nos sports», s'est félicité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d'athlétisme, Dobromir Karamarinov. Dans ce document, plusieurs plans problématiques sont abordés avec des exemples et illustrations. Il s'agit

Des plans problématiques sont abordés. EBU SPORT

des gros plans sur des zones du corps telles que les fesses, l'entrejambe, ainsi que les prises de vues en contreplongées et les ralentis sans intérêt pour le geste sportif.

Stress. «Ces choix ont des répercussions profondes. Ils façonnent la perception du public en détournant l'attention des performances remarquables et des qualités techniques des athlètes féminines, tout en risquant de perpétuer des stéréotypes préjudiciables», développe Glen Killan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plusieurs sports sont présentées, comme le saut en hauteur, le saut en longueur, le saut à la perche et les différentes distances de

course à pied.

Pour l'EBU, ces changements peuvent se faire «sans aucune perte au niveau de la narration, de l'enjeu technique ou de la qualité visuelle». Au contraire, ces précautions pourraient favoriser l'expression sportive des femmes en les débarrassant du stress parfois provoqué par les choix d'angles dans la captation télé, explique dans le rapport la perchiste britannique et médaillée olympique Holly Bradshaw. Cette dernière, ainsi que deux autres sportives de rang international, la Croate Blanka Vlasic, médaillée olympique en saut en hauteur, et la Serbe Ivana Spanovic, spécialiste du saut en

longueur, ont été consultées. Ivana Spanovic alerte aussi sur les «sérieux effets à long terme sur la santé mentale des athlètes», provoqués par les choix d'angles.

«Dialogue». La championne pointe aussi le rôle des commentaires sportifs qui jouent un rôle «crucial» pour garantir la «qualité de la diffusion en mettant en valeur les performances des athlètes». «Je fais du sport et je n'ai pas envie qu'on me filme les fesses d'en bas. Quand on voit les compilations sur Internet, ou ce que les gens font avec l'IA maintenant, ça me touche», a réagi la française Marie-Julie Bonnin auprès de l'AFP. La perchiste, en compétition pour les championnats d'Europe, a confié avoir déjà demandé à des organisateurs de faire supprimer certaines images d'elle trop suggestives. L'EBU espère que ces conseils ne seront pas perçus comme des «restrictions» par les diffuseurs, mais comme l'initiation d'un «dialogue» à poursuivre lors de prochaines compétitions.

ISMAËL HALISSAT

France Musique: un bouleversement des fréquences FM qui agace

Les grondements vont crescendo chez les auditeurs de France Musique. Malgré un plan de communication matraqué sur les antennes de Radio France et d'innombrables avertissements, le bouleversement des fréquences FM de la station publique musicale, survenu dans la nuit du 21 au 22 juillet, en mécontente plus d'un. Comme l'avait annoncé sa présidente, Sibyl Veil, fin mars, Radio France a profondément modifié son réseau FM pour faire environ 4 millions d'euros d'économie et s'adapter, officiellement, à l'évolution des usages. Dans les faits,

France Musique est la grande perdante. Selon les chiffres transmis par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 la station est passée de 503 à 140 émetteurs FM.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Radio France a échangé les fréquences de Musique avec celles de France Info. La couverture de la radio musicale a fondu, passant de 93% de la population couverte en FM à 70%. France Info, dans le même temps, progresse de 80 à 93% de couverture. En annonçant ces changements, Sibyl Veil disait vouloir prioriser les stations

d'information sur la FM. Les auditeurs de France Musique privés de FM étaient, eux, invités à écouter leur radio préférée autrement: par la radio numérique terrestre (DAB+, qui remplacera à terme la FM) ou sur Internet. Pas si facile pour le million d'auditeurs quotidiens de France Musique: un public plutôt âgé (71% des auditeurs ont plus de 65 ans) et aisé (78% sont issus de CSP+). Cet auditoire fidèle n'est pas forcément équipé en récepteurs numériques (ils sont obligatoires dans les voitures neuves depuis 2020) et n'a souvent pas pour habitude

d'écouter la radio sur Internet. Depuis le 22 juillet, sous les posts Facebook de France Musique, c'est un festival de commentaires mécontents. «La campagne est oubliée», s'attriste par exemple Louis-Marie. «Il n'y a plus qu'à changer de voiture... C'est pourtant simple, non?» ironise un autre. «Allô France Silence?» s'énerve également Frédéric. L'impact du désamour, s'il se confirme, se lira dans les chiffres d'audience de la rentrée, communiqués par Médiamétrie à la mi-novembre.

JEAN-BAPTISTE CHABRAN

Colombie Un fort séisme fait au moins 111 morts

D'intenses secousses ont frappé le pays, lundi, jusqu'à la frontière du Venezuela. Six aéroports ont été mis à l'arrêt en raison d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magnitude 6,6 selon le service géologique colombien et de magnitude 7,4 selon celui des Etats-Unis. A 20h30 (heure française), le bilan s'est alourdi à 111 morts, selon les autorités. A Cali, l'édile a annoncé qu'au moins 20 structures s'étaient «effondrées» et que des victimes étaient restées «coincées» dessous. (avec AFP et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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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Ophélie, 29 ans, avait «envie de [s]'évader» après une rupture.

59 % des personnes empruntant le tronçon entre la Haute-Loire et l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sont des femmes.

CHEMINS DE COMPOSTELLE

Les femmes se débrouillent trek bien toutes seules

REPORTAGE

De plus en plus de femmes, pas forcément croyantes, parcourent les sentiers menant à Saint-Jacques-de-Compostelle en solitaire. Au-delà des histoires individuelles, se dessine une quête de liberté pour reprendre possession de son temps.

Par

EVA LELIÈVRE

Envoyée spéciale

sur les chemins de Compostelle

Photos ALEXANDRE

BAGDASSARIAN

Mardi 28 juillet, il est 7 heures. La cathédrale de Notre-Dame-du-Puy, en haut de la vieille ville du Puy-en-Velay (Haute-Loire), est auréolée de la lumière dorée de l'aube. A l'intérieur de la bâtisse, les sacs s'entassent. Une messe d'abord, puis la bénédiction des pèlerins. Enfin, les grilles s'ouvrent sur un escalier plongeant vers la ville qui s'éveille. Parmi la foule qui s'y engouffre, une majorité de femmes, dont beaucoup seules. «Elles marchaient afin de penser par elles-mêmes, de mettre de l'ordre dans leurs émotions. De comprendre les facultés de leur propre corps. D'affirmer leur indépendance», écrivait la Britannique Annabel

Abbs dans son livre de 2021 Méfiez-vous des femmes qui marchent, retraçant les vies d'une dizaine de voyageuses à pied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 Elles étaient bien moins nombreuses qu'aujourd'hui, et moins visibles que les aventuriers

masculins. Plus d'un siècle plus tard, les motivations des marcheuses solitaires n'ont pas beaucoup changé et la rando solo reste une voie d'émancipation féminine.

Kilomètre 0

Dans la ville pavée, des guirlandes colorées en forme de coquilles

Saint-Jacques sont suspendues au-dessus des têtes. «Depuis mon divorce, j'ai envie de marcher. Ce sont des moments d'introspection», raconte Florence, 51 ans, casquette rose, débardeur bleu. La Rouennaise commence paisiblement cette première étape de 24 kilomètres qui relie le Puy-en-Velay à Saint-Privat-d'Allier. Malgré une éducation catholique, «ce n'est pas une démarche religieuse», précise la consultante en cybersécurité. Selon une étude réalisée en 2021 par l'Agence française des chemins de Compostelle (AFCC), seuls 20 % des pèlerins de Saint-Jacques témoignent d'une motivation religieuse, même si près de la moitié évoque l'importance de la dimension spirituelle.

Kilomètre 11

Après le village de Saint-Christophe-sur-Dolaison et sa terrasse de café à l'ambiance musicale, Ophélie, une Bruxelloise de 29 ans, em-

boîte le pas de Florence. La kiné, montre connectée au poignet, une baguette et des tongs roses dépassant de son sac à dos, sort d'une rupture amoureuse. «J'avais envie de me retrouver, de m'évader, sans être seule à 100%». Cette envie de se recentrer et de

prendre du temps pour soi est celle d'une personne sur deux sur Saint-Jacques, selon l'enquête de l'AFCC. Un souhait également partagé par une autre Florence, documentaliste lyonnaise de 59 ans. «Je suis tellement préoccupée à observer les oiseaux, à identifier les arbres, que je ne pense à rien. Et dans cette 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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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chiffre passe à 54 % pour toutes les voies de Compostelle.

Florence, 51 ans, estime que «marcher permet d'être égoïste».

tente, les solutions arrivent spontanément.» Alors qu'elle doit faire face à des problèmes professionnels, l'idée d'une reconversion «s'éclaire» en marchant.

Tout au long du chemin, des histoires. Des ruptures de vie, des volontés de liberté. Le silence bruyant de la nature se remplit de grillons et de semelles faisant crisser le sol. Le sentier de terre ocre se transforme au fil des pas en voie rocailleuse, puis en route goudronnée. A la pause déjeuner, dans un de ces villages aux maisons de grosses pierres et aux roses trémières se dressant vers un ciel bleu implacable, Florence et Ophélie parlent kilomètres, hébergements et météo étouffante, tout en dévorant leur sandwich. En France, la majorité des pratiquants de la randonnée pédestre sont des hommes – 54 %, contre 46 % de femmes –, selon une étude de 2025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randonnée. Pourtant, sur les voies françaises de Compostelle, les femmes représentent en moyenne 54 % de la fréquentation, selon l'étude de l'AFCC. Et elles empruntent d'autant plus la voie du Puy, qui s'étend sur plus de 750 kilomètres entre le Puy-en-Velay et Saint-Jean-Pied-de-Port (Pyrénées-Atlantiques), où elles représentent 59 % des marcheuses et marcheurs. En 2025, plus de 35 000 personnes étaient dénombrées au départ de la préfecture de la Haute-Loire. Cette voie apparaît rassurante: bien balisée, des hébergements nombreux, une culture cinémat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qui en vante les mérites. Elle est aussi très fréquentée, ce qui peut être «particulièrement sécurisant, car on n'est jamais vraiment seule», indique Laure Koupaliantz, directrice de l'AFCC. Magali

a ouvert son gîte à Saugues, début de la troisième étape du Puy, en mars. Elle affirme voir des femmes seules «tous les jours» et «de plus en plus». Un constat partagé par de nombreux gîtes du parcours. Selon l'Office des pèlerins de Saint-Jacques-de-Compostelle en Espagne, le nombre de femmes accueillies n'a cessé d'augmenter depuis le Covid, passant de près de 70 000 à 236 000 entre 2021 et 2023, soit une augmentation de 237 %. En France, ces femmes voyagent bien souvent en solo, comme l'indique l'étude de 2021 rapportant que 60 % des femmes pèlerinent en solitaire. «Il y a eu un vrai pic post-Covid de femmes qui voyageaient seules» sur Saint-Jacques, note Laure Koupali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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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 après Montbonnet, Claire se repose à l'ombre sur de l'herbe séchée. Cette professeure de français de 48 ans vit à la Réunio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j'ai vécu des choses difficiles avec mes six enfants.» Il lui a fallu notamment accompagner son fils diagnostiqué schizophrène à l'âge de 14 ans. «Il vient d'obtenir son CAP. J'ai la sensation qu'on a tourné une page. J'ai dit à mon mari que j'avais besoin de partir seule.» Elle est dans l'Hexagone pour cinq semaines et en profite pour s'accorder quelques jours en solitaire sur Compostelle. «Pendant quatre ans je n'ai jamais pu pleurer. Là, j'ai besoin que ça sorte.» Une marche libératrice, un «moment hors du temps, où je décide par et pour moi-même, sans l'énorme charge familiale qui revient sans cesse, des repas, du ménage, du linge». Claire explique qu'il ne s'agit pas d'un «rejet de la vie de famille» mais d'un «rééquili-

bre» qui lui permettra de retrouver «avec plus de plaisir ce train-train quotidien».

Prendre la route en solitaire permet de reprendre possession d'un temps dont elles sont souvent privées. Mais pour Marie Albert, marcheuse, journaliste et autrice du livre Rando solo. Le guide féministe, cela reste une «subversion. Quand les femmes partent seules, elles ne sont plus disponibles. Elles sont des anomalies, un peu comme des sorcières». En France, ces dernières disposent en moyenne d'une heure et trente minutes de temps disponible en moins par jour que les hommes, en raison du temps consacré aux tâches domestiques, selon une enquête menée en 2024 par le Centre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de Barcelone. La responsabilité du foyer leur incombe encore en effet largement, et elles endossent une charge mentale considérable. Un manque de temps confirmé par l'étude de l'AFCC, où sont sous-représentés les 35-50 ans, période de la vie souvent dédiée à la vie de famille. Pourtant, ce moyen de gagner en liberté n'est

pas accessible à toutes, la randonnée restant le privilège des classes moyennes ou aisées.

«Marcher permet d'être égoïste. Mais il y a un côté culpabilisant, un sentiment de trahir les autres», avoue Florence, qui a laissé à Rouen sa fille de 19 ans et son chien pour cinq jours. Une culpabilité partagée par de nombreuses pèlerines. Claire évoque le poids du regard des autres: on lui a demandé si ce n'était «pas trop dur de partir», ou suggéré de voyager avec sa plus jeune fille. «Mais c'était vital pour moi d'être seule, j'étais à la limite du burn-out maternel.»

«Je suis un peu en guerre contre mon surpoids, je n'arrive pas à m'en débarrasser, donc marcher me réconcilie avec mon corps, ça me rend fière de moi», poursuit la Réunionnaise. Parcourir une vingtaine de kilomètres par jour, aller à son rythme... La randonnée est aussi une manière de modifier son rapport au corps. Et la voie du Puy, tout en étant vallonnée, reste accessible. En ce mois de juillet, Florence, la Lyonnaise, parcourt le tronçon de Saint-Chély-d'Aubrac à Conques. 72 kilomètres en quatre jours. En raison d'une situation stressante au travail, sa santé «n'était plus bonne». «Mais j'ai retrouvé un corps qui suivait, même avec 40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alors que j'ai une hernie discale et que je porte mon sac. Ça joue sur la confiance en soi, et ça donne de la force pour le reste.»

Chloé Chaudemanche, doctorante en socio-anthropologie et science du sport à l'université Lyon 1, écrit une thèse sur l'impact du genre en randonnée itinérante, cette pratique pouvant constituer «un challenge physique et mental, un dépassement de soi. Certaines (des femmes

interrogées) disent gagner en compétences», décrypte la chercheuse. Les marcheuses se rendent compte de leur puissance, tout en sortant des normes de féminité imposées: «En rando, on se lave moins, on a des poils qui poussent. On n'est pas maquillées, pas bien coiffées, ni bien habillées», liste Marie Albert, qui parcourt la France à pied pour son «Survivor Tour» afin de sensibiliser et lutter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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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vée dans son gîte à Saint-Privat-d'Allier au terme de la première étape, Marie, une éducatrice spécialisée pour mineurs étrangers de 32 ans, raconte qu'elle appréhendait d'être seule, «car on n'est pas à l'abri d'une personne moins bienveillante, d'un gros lourde», et ajoute que de nombreux proches «transposaient leurs inquiétudes» sur elle – un phénomène assez fréquent. Cette crainte est évoquée dans Randonneuses le guide, coécrit par Chloé Chaudemanche, où les autrices établissent un podium des freins évoqués par les femmes interrogées. En premier, la peur de l'agression, suivie des problématiques liées aux règles et à la ménopause, et de la peur de se perdre.

Ces peurs font écho aux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Compostelle, révélées par le Guardian en 2024. Une dizaine de femmes témoignaient avoir été victimes d'agressions et de harcèlements sexuels sur les divers itinéraires du chemin, au Portugal, en Espagne et en France. «Je pense qu'il ne faut pas être naïf, vous croisez les mêmes gens à Compostelle que dans la rue», concède Laure Koupaliantz, de l'AFCC, qui appelle à signaler les faits pour que son agence puisse intervenir.

Un double standard existe toujours. «On pousse les garçons à aller dehors, à prendre des risques, alors qu'on va dire aux filles de faire attention, les retenir à l'intérieur», signale Clémence Perrin-Malterre, sociologue du sport et des pratiques corporelles. Cette socialisation différencie reste «très prégnante», observe la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Savoie Mont Blanc. L'assimilation par les filles de l'idée qu'elles ne sont pas faites pour certaines activités devient un frein à leur pratique. «J'ai un problème de confiance en moi, donc c'était aussi un challenge pour me dire je suis capable», expose Florence la Normandie. Marie, l'éducatrice spécialisée, partage le même objectif de gagner en «estime de soi» et ce chemin est une occasion de voir qu'elle est «capable de réserver les logements, d'être et de faire les choses seule», alors qu'elle se dit «très dépendante des autres».

Mercredi 29 juillet, 7 heures sonnent à Saint-Privat-d'Allier. Florence et Marie savourent leur petit-déjeuner, où s'alignent gâteaux aux myrtilles, muffins au chocolat et cookies maison. Marie est ravie de sa première journée, lors de laquelle elle a fait une «belle rencontre». «Ça m'a rassuré, je me suis dit que le chemin allait m'apporter beaucoup, et que j'avais toute ma place ici.»

«C'est un moment hors du temps, où je décide par et pour moi-même, sans l'énorme charge familiale qui revient sans cesse, des repas, du ménage, du linge.»

Claire randonneuse de 48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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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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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Paname Art Café, «du sexisme et des artistes très mal payés, voire pas du tout»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ne vidéo mettant en cause le comedy club parisien, de nombreux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par «Libé» font état de conditions de travail précaires et d'une atmosphère «très masculine» au sein du plateau de stand-uppeurs. La direction balaye toute responsabilité.

Par ÉMILIA SPADA avec THÉO RIBET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un humoriste s'exprime publiquement contre les pratiques du Paname Art Café, haut lieu du stand-up français qui fait depuis son ouverture en 2008 la pluie et le beau temps dans le milieu. Mais pour ceux qui le fréquentent et travaillent, c'est loin d'être une surprise, voire c'est une délivrance : le Paname s'est depuis longtemps construit une sinistre réputation, et pratiquement tous les humoristes de la place parisienne ont une histoire d'humiliation, de chantage, d'ostracisation ou pire à raconter à son sujet – «90 % du drama du stand-up est lié au Paname», résume, goguenard, un des innombrables répudiés du club de la rue de la Fontaine-au-Roi.

RÉMUNÉRATION «À LA TÊTE DU CLIENT» Personne, cependant, ne s'était encore autorisé une prise de parole publique jusqu'à la vidéo postée sur Instagram par Sylvain Fergot, mercredi : «Je me suis fait virer du Paname, le plus gros comedy club de France, pour avoir voulu être payé.» Avec 3,9 millions de vues et plus de 240 000 mentions «j'aime»,

le post a fait l'effet d'une déflagration dans le petit milieu du stand-up parisien. L'explosion de la boîte de Pandore se mesure aux nombreuses réactions d'humoristes, qui apportent en leur nom leur soutien, et pour certains en profitent pour prolonger les accusations, comme Merwane Benlazar («J'espérais que le départ de celui-dont-on-ne-doit-pas-prononcer-le-nom changerait les choses là-bas...» en référence à l'ancien programmeur), Florence Mendez («On a hâte de voir une vidéo sur tous les comedy clubs qui ont blacklisté deux humoristes sur ordre» d'un habitué très protégé par le Paname) ou Lisa Pariente, qui a «hâte que ça parle sur tous les comedy clubs». L'accusation pourrait, en effet, être comme une traînée de poudre, dans un milieu où la non-rémunération des artistes n'est pas si rare – un autre humoriste, Thomas Calone, a d'ores et déjà réagi en publiant des accusations similaires sur un club lillois, le Spotlight. Dans sa vidéo, Fergot raconte comment le patron du club d'humour a décidé de l'écarter, messages vocaux à l'appui. Il y explique, en quelques mots, le système économique de la plupart des comedy clubs : lorsqu'un spectacle ne rassemble pas assez de public, il est annulé par les organisateurs. Sauf que l'établissement parisien adopte une

méthode différente : il empêche tout de même l'argent de la billetterie et des consommations, mais rogne sur la rémunération des humoristes... en ne la versant pas. En demandant simplement plus de visibilité sur les prochaines dates, Sylvain Fergot, qui précise jouer régulièrement au Paname depuis huit ans, se serait ainsi attiré les foudres du gérant. Et l'humoriste de relater : «Au Paname, tu peux être viré pour un mot de travers, pour avoir vexé le programmeur [...] pour avoir liké un post de quelqu'un qu'ils n'aiment pas...» Si la vidéo fait office de déclencheur, l'incident n'est pas isolé : auprès de Libération, plusieurs stand-uppeurs ayant fait leurs gammes au Paname ou qui continuent de s'y produire rapportent avoir été obligés de jouer gratuitement sur certains créneaux, sous peine de se faire annuler leurs autres dates. «On s'est beaucoup dit avec mes potes qu'on allait arrêter de jouer là-bas mais on ne peut pas tous se le permettre», souffle Emilie (1), qui propose une trentaine de plateaux par semaine. S'estimant «chanceuse» de ne pas avoir été trop «mal-traitée» par le comedy club, elle relate plusieurs épisodes similaires à celui vécu par Sylvain Fergot : «On m'a mis la pression pour que j'accepte des créneaux non rémuné-

Des stand-uppeurs du Paname Art Café rapportent avoir été obligés de

rés sous peine de ne pas me laisser jouer à un autre moment.» Beaucoup de ses collègues «se sont fait sucrer leurs dates» ou ont dû «retourner à des créneaux réservés aux plus amateurs comme des open mics (scène ouverte, ndlr)», quand on ne leur demandait pas carrément «de s'occuper de la régie», rapporte-t-elle : «Ils baissent leur culotte car ils n'ont pas le choix. C'est un peu à la tête du client en fait.»

«AU BON VOULOIR DU PROGRAMMATEUR» Selon plusieurs témoignages récoltés par Libé, les humoristes sont payés en fonction de leur notoriété. «Quand t'arrives, t'es à 10 euros et selon, tu peux progresser jusqu'à 50 euros», développe Lorena (1), qui foule plusieurs fois par an les planches de la scène du XIe arrondissement. «Ça m'est arrivé à la fin d'une session qu'on me prévienne que je n'allais pas être payée, car 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monde. Mais nous [les comédiens n'ayant

pas accès à la billetterie], on ne sait jamais combien de personnes il y aura.» «Les prestations sont toujours payées», oppose le Paname, contacté par Libé, se disant «parfaitement à l'aise avec les sujets évoqués». «Les talents qui veulent tester leurs sketches ont la possibilité d'accéder au plateau à des horaires de journée et dans ce cas, il n'y a pas de billetterie», élude encore le club. Après avoir tenté sa chance durant deux ans au Paname, Najim Ziani a jeté l'éponge en 2024. «C'était trop aléatoire, ça pesait sur le moral», rapporte ce rare humoriste syndiqué auprès du SFA-CGT, syndicat professionnel des artistes du spectacle. Il dénonce également l'absence de contrat d'embauche, «un problème global dans un milieu qui ne respecte pas le droit du travail», et des rémunérations sur facture, bien moins encadrées. Dès lors, «beaucoup d'humoristes fonctionnent avec le statut d'auto-entrepreneur, ce qui précarise la profession et introduit des formes d'insécu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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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er gratuitement sous peine de se faire annuler leurs autres dates.

souligne-t-il, rappelant que seuls les cachets permettent d'obtenir le statut d'intermittent, un sésame obtenu à partir de 507 heures travaillées et déclarées qui ouvre la voie à un revenu régulier. Plusieurs humoristes contactés pointent aussi un management décrit comme «brutal» car «aléatoire» par le programmeur du Paname, arrivé il y a environ trois ans à son poste. «Tout est au bon vouloir du programmeur», déplore l'un d'eux. «Le modèle de fonctionnement du Paname, c'est le chantage, rapporte un autre. Si tu dis non à la moindre de leurs demandes, même absurde ou humiliante, tu perds tes dates.» L'emprise tyrannique du club sur ses artistes s'exerce sans aucune espèce de dissimulation de façade, avec un rapport de force exacerbé allant régulièrement jusqu'à la violence verbale, voire physique – un comédien qui y a fait ses débuts nous rapporte comment «l'ancien directeur artistique [le] menaçait physiquement alors [qu'il

avait] 18 ans ou 19 ans», et n'aurait échappé à ses «racées» que grâce à l'intervention d'autres humoristes. Pour les récalcitrants, les représailles ne s'arrêtent d'ailleurs pas à l'exclusion du lieu : plusieurs cas attestent d'une volonté, parfois couronnée de succès, de tuer la carrière des artistes avec lesquels le club avait des litiges. L'un d'entre eux se souvient que les humoristes qui auraient continué à le faire jouer dans leurs plateaux, après sa brouille, avaient été menacés de ne plus pouvoir jouer au Paname.

«ON A ACCEPTÉ BEAUCOUP DE CHOSES»

Les humoristes femmes passées par le club – certaines y jouant encore – relatent une ambiance «très masculine». «Il y a de moins en moins de meufs et plein de moments où tu n'es pas hyper à l'aise», rapporte Emilie, qui fait en sorte d'esquiver certains membres de l'équipe, selon elle en partie responsables «de l'ambiance boys club». «Maintenant, j'essaie

d'aller davantage dans les clubs où ils respectent la parité parce que ce côté-là m'agace», abonde Lorena. La comédienne Christine Berrou a, elle aussi, fini par quitter la scène parisienne au bout de quinze ans, après une altercation avec un comédien, en juin 2024, au sujet d'une blague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Alors qu'elle avait demandé à ne plus jouer en même temps que lui, le Paname n'aurait pas accédé à sa requête. «Ils n'en ont rien à faire de la sécurité des femmes. Je ne me sentais pas entendue, c'est très patriarcal ce comedy club», déplore-t-elle, soulignant, tout de même, la présence d'une médiatrice dédiée à ces sujets, engagée dans la foulée du scandale #MeTooStandup. Marie (1), qui s'est produite à plusieurs reprises au Paname, dit avoir essuyé des réflexions sexistes de la part d'autres membres du staff. «Mais on ne t'a pas dit que tu ne pouvais pas être mignonne et drôle en même temps?» se serait-elle entendue dire après avoir demandé à

jouer. «Beaucoup d'humoristes et de serveuses ont été victimes de remarques misogynes ou d'allusions sexuelles», soutient également Myriam (1), stagiaire au Paname puis en alternance dans la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liée au club, jusqu'en juillet 2025. Régisseuse de formation, elle rapporte avoir été contrainte de faire le service au bar, en plus d'autres tâches pour lesquelles elle «n'était pas formée». Victime d'un burn-out après s'être rendu compte qu'aucun de ses tuteurs n'avait signé son contrat, la femme de 21 ans dénonce un climat de pression: «On ne pouvait pas dire non». «Il ne lui a jamais été demandé de faire le service. Elle a peut-être proposé volontairement de l'aide aux équipes mais si cela a eu lieu, cela ne pouvait être qu'à la marge et jamais à notre demande», se défend le Paname, qui indique avoir bel et bien conclu «un contrat d'apprentissage» avec Myriam.

Le Paname répond à Libé que «si le milieu du stand-up est un milieu majoritairement masculin, nous ne tolérons pas de comportements sexistes». «Des protocoles» et «des formations» ont été mis en place, fait savoir la direction, qui assure que la référente dédiée «a indiqué ne pas avoir été alertée de tels agissements et ne pas avoir elle-même relevé un comportement sexiste».

C'est par ailleurs au Paname que s'est déroulée une des affair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ayant secou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 milieu du stand-up, mettant en cause deux figures du lieu : un viol qu'aurait commis en 2015 l'humoriste Djimo avec la complicité de son comparse Lenny Mbunga, et révélé notamment du fait des fanfaronnades de ce dernier,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sur la scène du Paname, où il aurait, sans en prendre véritablement la mesure, avoué lui-même les faits au micro d'un ton goguenard. Djimo a été mis en examen en janvier par le tribunal de Bobigny. Présumés innocents, les deux hommes contestent les faits.

Tous les interlocuteurs de Libé s'accordent à dire que le Paname aurait profité de son «monopole» sur les plateaux d'humour, partagé avec le Jamel Comedy Club depuis l'ouverture à la fin des années 2000. «Ils en profitaient, ils faisaient ce qu'ils voulaient», analyse Marie pour expliquer ces mauvais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On a accepté beaucoup de

choses car c'était un peu un rêve d'enfant cette scène, on était super fiers d'y jouer», justifie Emilie. L'arrivée de la concurrence d'autres clubs et la visibilité désormais offerte via les réseaux sociaux ont changé la donne. «Beaucoup d'artistes n'auraient rien dit à l'époque», souligne une productrice de spectacles, qui a souhaité conserver son anonymat. «Je ne travaille pas avec le Panam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sait qu'il y a du sexisme et que les artistes sont très mal payés voire pas du tout. Même pour déceler les jeunes humoristes, je n'y vais pas», appuie-t-elle.

LE CLUB «STUPÉFAIT VOIRE ÉCŒURÉ»

Si le nombre de scènes dédiées au stand-up a explosé, le nombre d'humoristes ou d'aspirants humoristes a suivi le même mouvement. «Aujourd'hui, c'est presque impossible pour quelqu'un qui se lance d'avoir des places en open mic, à moins d'être introduit», rapporte un habitué du circuit, qui a connu le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et se souvient d'un contexte moins tendu : «On était assez peu à vouloir faire ce métier et tout le monde se débrouillait pour trouver des passages toutes les semaines.» En tant que principal pourvoyeur de créneaux, et même si la concurrence de nouvelles institutions a érodé sa domination, le Paname continue de «tenir» les débutants et une partie des confirmés, ce qui explique l'omerta dont il bénéficie encore – à moins qu'elle ne vienne finalement de sauter.

Concernant la publication de Sylvain Fergot, la direction du Paname renvoie vers la réponse formulée à nos confrères du Parisien :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laisse à penser la publication d'un humoriste, celui-ci n'est pas salarié du Paname mais d'une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indépendante qui produit plusieurs artistes et qui contracte avec nous», explique l'établissement par écrit. «Nous avons systématiquement payé son producteur pour la totalité de ses prestations et ce depuis toujours», assure la direction, ajoutant que «la facture de son producteur sera bien entendu réglée quand elle sera envoyée». «La réponse n'a aucun intérêt», répond Emilie, qui fait remarquer que, puisque les dates ont été supprimées, «Sylvain [Fergot] perd de l'argent».

«Supéfait voire éceuré» par ce post, que l'établissement considère comme un «coup de com», le Paname affirme au Parisien que plusieurs artistes tentant de défendre le club auraient vu leurs commentaires supprimés. Une accusation que Libé n'a pas pu confirmer ou infirmer auprès de Sylvain Fergot. «Notre institution a fait émerger de nombreux humoristes depuis plus de quinze ans et nous refusons que notre réputation soit entachée par des accusations fallacieuses», conclut la direction, qui réfléchit aux «suites à donner» à cette publication. ◆

«Le modèle de fonctionnement du Paname, c'est le chantage. Si tu dis non à la moindre de leurs demandes, même absurde ou humiliante, tu perds tes dates.»

Un humoriste

(1) Les prénoms ont été modifi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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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Longtemps délaissée comme objet de pensée, la maison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nos existences. Chérie, hantée, perdue, fantasmée, elle est une membrane qui tantôt nous protège, tantôt nous enferme, elle est traversée par les enjeux de l'époque et souvent les matérialise.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a invité des philosophes, écrivains, anthropologues... à examiner le sujet sous divers angles.

Arthur Lochmann

«Construire une maison, c'est créer du temps long»

Le charpentier philosophe souligne l'aspect charnel du travail manuel du bois. Il voit dans la construction du chez-soi un besoin croissant de retrouver une part d'autonomie dans une époque où l'incertitude est de plus en plus forte.

Recueilli par LUCAS BRETONNIER

Il a quitté les canopées, mais Arthur Lochmann, aujourd'hui auteur et traducteur, a exercé pendant dix ans le métier de charpentier, après ses études de philo. Dix ans à construire des toits pour les autres – pas pour lui, qui vit dans un appartement à Strasbourg. De quoi lui laisser le temps de méditer sur son travail, et sur les maisons en général. Il en a tiré un livre, la Vie solide. La charpente comme éthique du faire (Payot, 2026). Il revient sur cette expérience, ce noble artisanat, et les nombreux parallèles entre la charpente et la philosophie, notamment dans le rapport au temps.

Après la philosophie, vous dites avoir hésité entre un CAP d'électricien ou de charpentier et avoir choisi le second par hasard. Etait-ce vraiment le hasard ?

Il y avait, c'est vrai, l'attrait exercé par le mot «charpente», qui sonne comme la contraction de chair et de pente... Et je pressentais aussi que le contact avec la matière serait plus puissant en charpente qu'en électricité. Il y a très peu de machines dans le métier de la charpente; c'est un métier charnel: on touche, on porte et on travaille le bois.

Y a-t-il un aspect méditatif du charpentier ? Cela évoque la lecture: le cerveau est concentré sur la tâche, mais les sens sont connectés à l'environnement ?

Oui, dans ce sens où le métier exige une pleine attention aux odeurs, aux sons, aux autres, une grande présence à ce qui vous entoure... Et il y a le caractère répétitif de certaines tâches simples, qui permet de s'installer dans cette répétition comme dans une méditation vers le geste pur.

Il y a ce contact quasi charnel et le fait que vous êtes vous-même soutenu, porté par la charpente que vous construisez...

Oui, quand on bâtit une charpente, on s'appuie sur ce qu'on vient de faire pour poser les pièces suivantes. On grimpe sur ce qu'on vient de bâtir. Petit à petit, la charpente qui se forme fait naître une structure là où il n'y avait que le vide.

Peut-on faire, ici, un parallèle avec la page blanche ?

C'est vrai que, lorsque j'écris, j'ai d'abord un plan, une structure. C'est la charpente de mon texte, qui, finalement, ne se verra pas. Les travaux des charpentiers eux aussi sont faits pour ne pas se voir. Mais il y a quelques techniques que les artisans se transmettent pour se faire des signes, via leurs œuvres. Dans le Vercors, par exemple, il y avait une habitude qui consistait à faire ressortir des pierres du pignon pour témoigner de la relation avec le maître d'œuvre.

Plus le propriétaire était sympathique, plus ils laissaient de pierres affleurer – ces rebords servaient à poser des verres pour trinquer. La maison exprimait donc via sa structure, matériellement, le niveau de sympathie de ses propriétaires; comme si les bâtisseurs avaient donné le sourire à la maison.

L'écrivain Camille de Toledo compare le langage à un «habitat narratif». Que vous inspire cette expression, vous, qui avez construit des maisons mais aussi, par vos textes, des «maisons de mots» ?

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les habitudes n'existent qu'à être répétées, à s'installer dans la durée, il n'y a d'habitat que dans le temps. A la fin de la construction, il y a une maison, mais pas encore un habitat. Sans doute en va-t-il aussi ainsi des livres: on peut les traverser une fois, comme un paysage, mais les véritables «maisons de mots» sont les ouvrages dans lesquels on s'installe, que l'on relit au fil des ans.

Cette expression m'évoque aussi, à l'inverse, la manière que les ouvriers ont de faire «parler» les maisons. Quand ils construisent leur propre demeure, les compagnons charpentiers insèrent souvent une guirarde pour se distinguer. Ce sont des lucarnes à double courbure. C'est la preuve qu'elle a été faite par un ouvrier chevronné.

Sur cette question de la sophistication. On entend qu'aujourd'hui on construit des bâtiments sobres et sans ornements. Porte-t-on moins de soin à la beauté ?

On la retrouve de moins en moins aujourd'hui, principalement pour des raisons financières. L'appauvrissement est le résultat de la recherche d'efficacité des matériaux. Or, le soin porté au détail faisait le plaisir et la qualité du travail des ouvriers. Cette sophistication, c'est ce qui fait la beauté des cathédrales: il y a mille détails à observer. La façade retient le regard, l'accroche dans tous les sens du terme.

Alors qu'aujourd'hui le regard glisse sur les façades, scrolle comme sur des écrans...

Oui, la façade ne retient plus le regard. Tandis que toute pierre taillée, toute pièce de bois, par sa structure naturelle ou par la façon dont elle a été travaillée, raconte quelque chose d'elle-même, de ses conditions d'emploi. C'est ça qui fait cathédrale: la profusion du sens.

Ces détails racontent aussi quelque chose du passé, comme un dialogue à travers le temps entre le spectateur dans le présent et l'ouvrier qui

a construit le bâtiment ?

Si vous regardez dans le détail n'importe quelle pierre de taille sur une façade, vous y décélerez des traces de crayon et de marteau laissées par les ouvriers. Il y a aussi, bien sûr, les signatures d'architectes, mais celles-ci sont destinées à faire signe. Les marques de crayon et de marteau, involontairement, portent la trace du travail, racontent l'ouvrage. La maison nous permet ainsi non seulement de nous ancrer dans le sol, dans la géographie, mais aussi dans le temps, dans l'histoire ?

Oui, on peut dire que s'opère, dans l'enceinte des maisons, une forme de sédimentation des événements. Voire même, dans le cas d'une maison de famille, une continuité du temps quand on retrouve un même lieu d'une année sur l'autre: il paraît à la fois changé et inchangé. C'est cette stabilité qui nous permet de comprendre en quoi nous, nous avons changé.

Mainten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rtaines maisons se fait par imprimante 3D géante... C'est une forme de déshumanisation ?

La tendance générale est à réduire la complexité de mise en œuvre des matériaux pour pouvoir construire plus vite. Et le résultat de cette recherche d'efficacité, c'est bien souvent que les ouvrages vieillissent mal ! Cela est d'autant plus déprimant que l'un des aspects les plus marquants du travail de charpentier, et des métiers du bâtiment, c'est la rencontre avec le temps, et, plus précisément, avec le temps long.

Quand on pose une pièce de bois, on la pose pour les cinquante ou cent prochaines années. Cela se ressent physiquement, et c'est une expérience rare dans notre époque «liquide» [référence à «la Vie liquide» de Zygmunt Bauman, qui a influencé le titre «la Vie solide» d'Arthur Lochmann, ndir], où tout file, tout est flux.

Dans le lieu-dit Kerlanic (Morbihan), appelé

Construire une maison devient un acte de «résistance» face au péril de l'obsolescence (programmée ou pas) ?

Construire une maison, c'est assembler des résistances pour créer du temps long. Les tuiles de la couverture protègent le bois de la charpente qui protège les pierres des murs. Et la preuve de qualité vient à retardement: on ne sait si l'ouvrage est bien fait qu'avec et par le passage du temps. Ainsi, lorsqu'on pose une poutre en bois, on tient compte du sens dans lequel elle va se déformer avec le temps: elle va bomber du côté où se trouve le cœur de l'arbre qu'elle fut, donc on la pose, selon l'adage, «le cœur au soleil».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ont les canicules et les incendies sont les manifestations récentes les plus spectaculaires, va-t-il imposer de construire différemment nos maisons ?

Oui,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impose de modifier les techniques de construction qui ont cours dans les différentes régions, de faire évoluer les techniques et traditions de construction qui ont été élaborées en f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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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ses résidents «Oasis Kerlanic» prônant un mode de vie alternatif. Ici, lors de la construction d'une maison en 2017. PHOTO MARTIN BERTRAND. HANS LUCAS

tion d'un climat local défini et stable. Cela passera sans doute par un mélange d'innovations et d'emprunts à des traditions d'autres régions.

Etes-vous capable, en un coup d'œil, de dire d'où vient telle ou telle maison ?

Il existe quelques grands traits architecturaux régionaux à partir desquels on peut grossièrement situer une maison. Dans les régions où il pleut beaucoup, les toits sont pentus, pour que l'eau s'écoule rapidement. Ils le sont moins dans les régions à faible pluviométrie, comme à Toulouse. Il y a aussi une grande ligne de partage entre le nord et le sud de la France : ardoises dans le premier, tuiles dans le second.

Dans les régions montagneuses, la structure des charpentes est plus robuste pour supporter le poids de la neige. Et puis il y a des savoir-faire locaux, qui distinguent des régions. Dans les zones littorales, on trouve ainsi de nombreuses chapelles dont la charpente est une coque de bateau retournée, parce que les charpentiers mettaient en œuvre leurs techniques de construction

navale. Cela donne ces toits aux formes reconnaissables, comme des clins d'œil aux navires. Comme un miroir.

Que pensez-vous de la mode de la cabane, de la maison en bois à construire soi-même ?

C'est là l'une des tendances rencontrées par mon livre : le besoin croissant de savoir faire quelque chose par soi-même, de retrouver une part d'autonomie dans une époque où la dépendance et l'incertitude sont de plus en plus fortes. A cela s'ajoute que, face à la dématérialisation croissante de nos vies, les tâches en prise avec la matière suscitent un intérêt croissant, les gestes concrets reprennent du sens et de la valeur.

Qu'est-ce que le «trait», en charpente ?

Le mot «trait» désigne un ensemble de techniques de dessin permettant de représenter en deux dimensions les structures dimen-

sionnelles que l'on souhaite assembler. C'est un peu comme un patron en couture, mais à échelle 1, taille réelle. Certains traits sont des chefs-d'œuvre.

LA VIE SOLIDE. LA CHARPENTE COMME ÉTHIQUE DU FAIRE ARTHUR LOCHMANN, Payot, 192 pp., 8,50 €.

Quels souvenirs gardez-vous de ces heures passées à contempler la France depuis la canopée des toits ?

Je me souviens d'un chantier dans le centre-ville de Toulouse : cette étendue de toits qui ondulent à perte de vue donne le sentiment d'être au milieu d'une mer de tuiles. Je n'ai jamais autant vu le ciel que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 ma vie où j'ai été charpentier. Mais ce n'est pas qu'un décor : sur les toits, on apprend à lire le ciel pour prévoir le temps et organiser son travail. A ce compte, on se souvient des saisons.

L'échafaudage est une maison éphémère autour de la maison ? C'est un espace de circulation et de stockage. Il y a une vie sur

l'échafaudage et une vie de l'échafaudage lui-même, avec ses règles, ses circulations, ses usages. Il bouge et évolue avec le chantier. Celui de Notre-Dame de Paris était une ville à lui seul et évoluait souvent, au gré de l'avancement des travaux, à tel point qu'il arrivait aux ouvriers eux-mêmes de s'y perdre.

Le charpentier que vous étiez construit un toit : est-ce une responsabilité morale, symbolique ?

Se voir confier un chantier de rénovation de charpente est une grande marque de confiance et une lourde responsabilité. Pour l'ouvrage final, évidemment, mais aussi dans le quotidien du chantier. Pendant quelques semaines, le toit est ouvert aux quatre vents, alors que la maison est meublée, habitée. Chaque soir il faut bâcher correctement le toit, et ce n'est pas la moindre des compétences. Et puis, on vit aussi avec les habitants, on traverse les cuisines, on est couverts de sciure, de poussière, etc. Au fil des semaines, voire des mois, une intimité se crée. Des liens se tissent à travers la mai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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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Camille Flammarion dans son observatoire, à Juvisy-sur-Orge (Essonne). CULTURE CLUB BRIDGEMAN GETTY IMAGES

En 1880, l'éclipse était déjà à l'agenda des astronomes

Il y a près de deux siècles, le scientifique Camille Flammarion expliquait qu'il faudrait attendre 2026 pour revoir une éclipse totale en France. Alors que le Soleil s'effacera derrière l'ombre de la Lune mercredi, c'est ce futur que nous incarnons, relève Elsa Courant.

De tous les phénomènes cosmiques qu'il nous est donné d'observer, peu d'événements sont aussi marquants que les éclipses, dont on sait calculer la récurrence depuis l'Antiquité. Parce qu'elles interrompent le cycle primordial des jours, elles constituent des repères précieux pour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sous toutes les latitudes.

Dans les manuscrits et les textes anciens, la mention des éclipses, longtemps considérées comme des présages ou des cataclysmes, permet de dater, en Chine, le début du règne du roi Yi de Zhou, ou en Syrie, la chute de la cité Ougarit. Mais parce qu'on sait les prévoir, les éclipses nous projetent aussi vers l'avenir. Dès 1880, dans l'Astronomie populaire, un des plus grands best-sellers de la vulgarisation savante, Camille Flammarion expliquait à ses lecteurs parisiens qu'il faudrait se résigner à ne jamais plus assister à une éclipse totale dans la capitale avant l'année 2026. En ce jour d'éclipse (partielle, en réalité!), c'est ce futur que nous incarnons. L'événement connaîtra-t-il le même succès que lors des observations collectives d'éclipses au XIXe siècle ? La soirée de mercredi nous le dira.

Le 8 juillet 1842, François Arago,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 se déplaçait dans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pour une éclipse similaire, et remarquait la fer-

veur commune du public nombreux rassemblé dans une même émotion face à ce phénomène. A en croire les opticiens et les pharmaciens d'aujourd'hui, dont beaucoup sont en rupture de lunettes protectrices, l'éclipse attire toujours les foules.

Pouvoir d'interrompre le cours de nos vies

Prévoir la disparition du Soleil, comme nous le faisons avec une précision toujours plus grande, transforme un cataclysme en spectacle. En contrepartie, il banalise l'événement en le neutralisant. Et pourtant, rares sont les faits astronomiques qui, comme les éclipses, ont encore le pouvoir d'interrompre le cours de nos vies. Le XIXe siècle, inaugurant avec l'éclairage public la perte de la nuit dans la majorité des territoires habités, ouvre une ère du triomphe de la lumière qui nous prive aujourd'hui des comètes parisiennes, des pluies d'étoiles filantes bordelaises, ou des aurores boréales grenobloises. Dans ce nouvel ordre du monde où la nuit est un espace menacé, quels prodiges stellaires peuvent désormais nous convaincre de regarder les cieux, si ce n'est une nouvelle éclipse solaire observable depuis la France, après celles de 1999, de 1900, de 1842, de 1706 ou de 1415... ? Le spectacle a perdu de son pouvoir symbolique, il est vrai. Les éclipses ne terrifient plus les villes ni les campagnes, et cette

Par ELSA COURANT

Chargée de recherches CNRS

croyance qui liait les cieux à nos destinées par un ensemble de causalités fatales a disparu.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l'on vivait encore dans un passé pas si lointain, et que rappelait Flammarion au XIXe siècle, aucune oraison collective ne sera prononcée pour conjurer le sort, aucune guerre ne s'interrompra sous l'effet d'un effarement collectif.

Pourtant, on peut regretter que l'éclipse ne passe ni à Ormuz ou Washington, ni en Ukraine ou en Russie, car rien plus qu'un phénomène cosmique ne sait nous démontrer la vanité de nos ambitions à l'échelle de l'univers, dont la science fondamentale nous donne aujourd'hui la mesure, sinon la forme, la taille, l'âge et les destinées. Quand le Soleil s'efface derrière l'ombre de la Lune, les

savoirs les plus anciens rejoignent le présent des phénomènes, et ce pouvoir que l'humanité a si durement acquis sur la prédictibilité de l'ordre naturel bouleverse notre façon d'habiter le monde.

Résistance incrédule aux nouveaux savoirs

Or comme pour tous les phénomènes stellaires spectaculaires, tels que la récurrence des éclipses, le retour des comètes ou la chute des météorites, il y eut des phases de résistance incrédule à l'encontre des nouveaux savoirs et de leurs implications, en dépit de ce que nous avions à y gagner. Sans la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la plus abstraite, sans ce que nous appelons aujourd'hui la «recherche fondamentale», nous serions peut-être occupés ce mercredi

12 août 2026 à d'inutiles rituels pour conjurer l'effrayante disparition du jour, comme c'était encore le cas en France en 1867, si l'on en croit l'Astronomie populaire. Il faut espérer qu'un jour, la remise en cause des investissements en matière de recherche fondamentale, la fragilisation des objectifs environnementaux et la lenteur des pouvoirs publics à prendre en compte les prédictions, autrement moins bénignes, su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ont nous subissons déjà les effets en cet été caniculaire, nous apparaissent rétrospectivement comme les dernières traces d'un obscurantisme dont nous sommes sortis à temps.

Elsa Courant est l'autrice de Faire rêver le monde (Flammario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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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Philippe Sly, dans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au festival de Salzbourg.

PHOTO SALZBOURG FESTIVAL

Festival de Salzbourg

Castellucci donne foi à «Saint François»

La 106e édition du festival autrichien de musique et d'art lyrique qui s'achèvera le 30 août, a offert une nouvelle production remarquable de l'opéra d'Olivier Messiaen, signée par le gourou du théâtre européen.

Par

ÉRIC DAHAN

Envoyé spécial à Salzbourg (Autriche)

Quoi de neuf à Salzbourg où, après la rituelle Semaine Mozart en janvier et les festivals de Pâques puis de Pente- côte, au printemps, le festival d'été s'est ouvert le 17 juillet? Rien ou presque. Ni le li- mogeage brutal, en mars, du directeur artisti- que Markus Hinterhäuser, ni la canicule, ni les pics de pollution à l'ozone, ni la sécurité

Ariane à Naxos, mis en scène par Ersan Mondtag. PHOTO SALZBOURG FESTIVAL

renforcée depuis que des manifestants propa- lestiniens ont interrompu la soirée d'ouver- ture du festival en 2025 n'ont découragé 250 000 mélomanes de venir bourrer à cra- quer les différents lieux qui accueillent, du- rant six semaines, concerts et représentations d'opéra. Il faut ajouter, pour ceux qui n'y sont jamais allés, que si les jeans, les tee-shirts et même les shorts sont désormais autorisés, le spectacle commence, comme à Cannes, dès le tapis rouge, où les invités rivalisent de te- nues vestimentaires qui font mal aux yeux. Enfin, signalons le nombre record d'artistes français conviés cette année dont l'organiste Olivier Latry; les chanteurs Benjamin Bern- heim et Adèle Charvet pour Werther; Marina Viotti et Florian Sempey entourant Cecilia Bartoli dans il Viaggio a Reims, de Rossini; Léa Desandre dans Così fan tutte; le viola- niste Renaud Capuçon et le clarinettiste Pas- cal Moraguès dans le Quatuor pour la fin du temps, de Messiaen; le chef Maxime Pascal dirigeant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ou encore Pierre-Laurent Aimard pour plusieurs récitals au Mozarteum.

CONFLIT D'EGOS

C'est en allant écouter ce pianiste, révélé au sein de l'Ensemble intercontemporain de Pierre Boulez, que l'on est tombé sur Markus Hinterhäuser, autorisé à accompagner jusqu'à son terme la 106e édition du plus grand festi- val de musique classique et d'art lyrique de la planète, qu'il a concoctée. Si le service de presse a refusé de communiquer le motif de son licenciement, deux ans après que son mandat a été reconduit, un confrère local nous a expliqué qu'il résultait d'un banal conflit d'egos avec la gouverneure du Land de Salzbourg, Karoline Edtstadler, qui siège éga- lement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a ma- nifestation. Hinterhäuser étant assis derrière nous, on tente de le cuisiner mais il balaie nos questions d'un geste: «Pfff, concentrons-nous plutôt sur ce merveilleux musicien et son pro- gramme.» Il n'a pas tort, car l'espiègle Aimard a conçu un one-man show onirique, entre Keaton et Houdini, le voyant alterner pièces du recueil Játékok de György Kurtág, qui a fêté ses 100 ans en février, ainsi que Valses et Ländler de Schubert. Mais surtout disparaître de la scène, où trônent deux pianos, pour mieux réapparaître au balcon où il joue du cé- lesta, avant de s'évaporer à nouveau et de lais- ser un Disklavier (un modèle de piano enre- gistreur produit par Yamaha) livrer une dernière pièce, préenregistrée, telle une lettre à un ami lointain ou un testament.

On ne saurait concevoir une édition du festival de Salzbourg, qui propose également du théâ- tre et où l'on a vu autrefois de beaux spectacles signés Christoph Marthaler, Robert Lepage, et Simon McBurney, sans programmer un opéra de Richard Strauss, qui fonda la mani- festation en 1920, avec son librettiste fétiche Hugo von Hofmannsthal et le metteur en scène Max Reinhardt. Cette année, Hinterhä- user a choisi Ariane à Naxos et l'a confié à Ersan Mondtag, artiste plasticien et scénographe, né à Berlin-Ouest en 1987. Est-ce le décor unique, sculpté dans la roche rouge, d'une planète Mars où se sont exilés les «nantis» d'un futur proche, qui a irrité le public? Les créatures 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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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de Dune ou les vaisseaux spatiaux échappés de Star Wars, qui sillonnent le ciel avant la désintégration apocalyptique ? Les chorégraphies simulant des saillies sodomiques pour faire oublier une direction d'acteurs pour le moins relâchée ? Difficile de le dire tant la bronca qui a sanctionné l'équipe artistique à l'issue de la première a été massive. Dommage pour l'Orchestre philharmonique de Vienne, dirigé au cordeau par Manfred Honeck, et pour les chanteurs fantastiques : Christina Nilsson, Ariane à l'aigu souple et rayonnant. La soprano chinoise Ziyi Dai, d'une aisance folle dans les coloratures de Zerbinette. Et le heldentenor Eric Cutler, Bacchus glorieux. Si Ariane à Naxos reste un opéra casse-gueule parce qu'il pose la question de la survie des dieux dans un monde ivre de divertissement et moque la relation entre les « artistes », censément épris d'idéal, et leurs mécènes aux préoccupations plus triviales, il faut se lever de bonne heure pour foirer Carmen. C'est pourtant ce qu'a réussi, haut la main, la chorégraphe Gabriela Carrizo, cofondatrice de la compagnie belge Peeping Tom, en plongeant le drame de Georges Bizet dans un noir que n'aurait pas renié Soulages. D'emblée, le spectacle de soldats jouant à fusiller des gosses comme des pigeons met mal à l'aise. Cette manière, bien désinvolte, d'inscrire le féminicide final dans un continuum culturel de violence masculine aurait été pardonnée si cette Carmen, dans laquelle tout est massif, à commencer par le décor écrasant de montagnes, ne s'avérait pas rapidement aux antipodes stylistiques de l'opéra-comique français. Venu avec son Utopia Orchestra, le chef Teodor Currentzis tente de préserver une certaine

Le chef d'orchestre Maxime Pascal nous a évidemment impressionnés par sa gestion équilibrée et élégante de la masse instrumentale en fosse.

transparence et souplesse orchestrale, indispensables au déploiement du chant, mais cette production privilégie tellement le chœur et les mouvements de foule que les protagonistes passent au second plan.

UN « WERTHER » ÉMOUVANT

A commencer par la Carmen d'Asmik Grigorian, aussi peu intelligible que captivante, et le Don José du pourtant splendide ténor Jonathan Tetelman, anabolisant sa performance pour être au diapason de ce déferlement éreintant d'énergie wagnérienne. Un véritable massacre donc, jusqu'aux interludes enregistrés et autres effets électroniques grotesques de blockbusters, qui fait regretter la si émouvante version de concert du Werther, de Jules Massenet, donnée deux jours plus tôt, dans la même salle : un sans-faute, de la direction fine et poétique d'Alain Altinoglu, pilotant « son » orchestre de la Monnaie de Bruxelles, à la distribution révélant une Adèle Charvet très engagée, en Charlotte, et confirmant Benjamin Bernheim, impérial dans le rôle-titre et se risquant valeureusement à bisser l'air Pourquoi

me réveiller ? pour un public extatique l'ovationnant debout pendant dix minutes.

SPLENDIDE PERFORMANCE

Si l'opéra est composé pour des chanteurs et gagne rarement à être mis en scène, le drame étant déjà contenu dans la partition orchestrale, il arrive qu'un miracle se produise. Ce fut le cas avec le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d'Olivier Messiaen, monté par Romeo Castellucci. Le gourou du théâtre total, sans rival depuis la disparition de Bob Wilson en 2025, a parfois agacé par ses partis pris esthétiques, à la limite du caprice. Mais son respect de l'opus magnum du compositeur français, certes au diapason de son propre jansénisme, force ici l'admiration. Les hommes qui arrivent en costume de ville avant de se transformer à vue en moines, le poster géant d'autoroute et la pluie qui tombe plantent le décor de manière limpide. Le compositeur, comme fœuse son épouse Yvonne Loriod avec laquelle on a assisté à quelques représentations de l'ouvrage monté par Peter Sellars dans ce même Manège des rochers, aurait cependant trouvé à redire à ce qui suit. A savoir le recours à un figurant, nu et décharné, pour incarner le Lépreux, tandis qu'un chanteur lui prête sa voix. Le fait que le sang coule sur la scène bien avant le tableau des « Stigmates ». Le fond de scène figurant une ville du futur asiatique, sans doute pour souligner l'exotisme des modes à transposition limitée émaillant la partition. L'Ange broyant des poteries façonnées par les moines et la nuée de volatiles morts qui chutent sur le plateau et transforment le tableau du « Prêche aux oiseaux » en requiem pour les espèces disparues.

Mais peut-être que le couple aurait toutefois goûté le spectacle des moines pétrissant et cuisant leur pain dans d'immenses fours durant le tableau des « Laudes » ? Et reconnu la puissance théâtrale de la danse de mort de Philippe Sly, incarnant le rôle-titre, sur une scène transformée en tombeau géant qu'il a lui-même creusé ! Certes, le baryton-basse canadien, âgé de 38 ans, n'a pas encore l'étoffe vocale et dramatique de José van Dam, Saint François de la création mondiale, dont la déchirante agonie en 1983 à l'opéra Garnier nous tétanisa. On n'est pas moins ému par sa splendide performance, la manière dont les Frères traînent son corps, et dont le Lépreux, qui a causé sa perte, fait sa toilette mortuaire dans un geste de rédemption ultime. Si Philippe Sly était attendu au tournant dans ce rôle écrasant, que dire de Maxime Pascal, aguerri aux ouvrages hors normes de Karlheinz Stockhausen, mais qui dirige ici le Philharmonique de Vienne, que l'on n'associe pas spontanément à cette musique. Le chef nantais nous a évidemment impressionnés par sa gestion équilibrée et élégante de la masse instrumentale en fosse, des pupitres de percussions en mezzanine et du chœur prodigieux de puissance expressive et de clarté, semblant officier depuis l'au-delà. Cette production superbement chantée, des vétérans Russel Braun et Willard White à la très jeune Lauranne Oliva, Ange plein de grâce et de force, dont le timbre aussi charnu que lumineux a envoûté l'assistance, restera indéniablement le plus beau moment d'opéra de cette édition. ➤

FESTIVAL DE SALZBOURG, en Autriche, jusqu'au 30 aoû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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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ife

IL FALLAIT L'INVENTER (8/8)

Requin maillot

Fiona Fairhurst Spécialiste du textile, l'ingénieure britannique a développé une tenue de natation inspirée des squales, pour un meilleur hydrodynamisme.

La région de Grantham a vu naître deux grandes figures qui, chacune à leur manière, ont marqué l'histoire britannique: Isaac Newton d'abord, dont le manoir est devenu un musée, puis Margaret Thatcher. Tandis qu'elle longe la nationale qui traverse le Vale of Belvoir, «ça se prononce beaver, comme un castor», Fiona Fairhurst pointe l'influence franco-normande des villages, le château néogothique qui double celui de Windsor dans la série The Crown, les sentiers de terre où elle monte son cheval, et le canal le long duquel elle court le matin, pour réfléchir. L'ingénieure tourne devant l'église de pierre où elle s'est marié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voulait que je me conforme», et passe devant le premier «tout petit» cottage qu'elle a loué.

Elle est revenue dans cette vallée idyllique il y a presque trente ans, «par besoin de place et d'espace pour penser», après des études à Leeds et un début de carrière à Londres. Elle vient alors de s'inscrire à un diplôme qui semble fait pour elle: un master de technologies du textile. «Quand on étudie les tissus, on ne nous enseigne pas la chimie qui va avec. Or, c'est comme apprendre à cuisiner sans rien connaître aux ingrédients.» La chimie est depuis toujours «un langage qui [lui] vient facile-

ment», comme les sciences. 1996: c'est l'été des Jeux olympiques d'Atlanta, qu'elle regarde d'un œil en nageant pour rééduquer son genou après une opération. Elle a la petite vingtaine, et lui faut trouver un projet pour valider son cursus. Independence Day, le film d'extraterrestres avec Will Smith, sort au cinéma. «Dans une scène, les scientifiques se rendent compte que l'allen qu'ils ont capturé porte une combinaison biomécanique. Tout s'est connecté: je me suis dit que c'était précisément ça, que je voulais créer.»

LE PORTRAIT

Elle écrit à plusieurs marques pour leur proposer de mettre au point «le maillot de bain olympique le plus performant au

monde». Speedo, dont le siège est à Nottingham, à une heure de là, est prêt à la prendre au mot. Elle a déjà en tête une combinaison intégrale, et se lance à corps perdu dans les recherches. «A l'époque, on ne s'intéressait pas au mouvement, les tenues étaient testées sur des pantins qui ne bougeaient même pas!» Une aberration, selon elle. Méthodique, elle analyse, calcule, appelle les experts du monde entier et fait scanner les corps de milliers d'athlètes. Le Fastskin sort à temps pour les JO de Sydney de l'an 2000. Ce qui en fait la meilleure tenue de nage selon elle? Fiona Fairhurst se lève pour expliquer, gestes à l'ap-

pui. «C'était la meilleure en tout. Absolument tout! De la fermeture éclair à la tension des coutures, le nombre de points par centimètre, la compression...» Et la surface, qu'elle a développée dans l'idée de réduire au maximum la friction. Pour ce tour de force, elle a d'abord étudié les objets conçus pour évoluer rapidement dans l'air et dans l'eau: bateaux, voitures, avions... «On part du principe que ce qui est fait par l'homme est plus performant, sauf qu'un humain qui nage n'est pas une torpille.» Ses recherches l'emmènent alors au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ondres, où un immense requin patiente dans du formol. «Dans un sens, sa peau est lisse. Dans l'autre, c'est rugueux: ce sont les denticules dermiques.» Un réseau de micro-écailles qui améliore l'hydrodynamisme de l'espèce. «A cet instant, j'ai su que c'était ce qu'il me fallait.» Un eurêka, qui ira loin: à Sydney, 85% des médailles et treize des quinze nouveaux records sont remportés par des athlètes portant sa création. Sa trouvaille est la première d'une longue lignée: elle sera imitée et améliorée par la suite, jusqu'au scandale des combinaisons en polyuréthane, considérées comme une forme de dopage technologique car améliorant trop la flottabilité.

Fiona Fairhurst a quitté Speedo, où elle était chargée de l'innovation technique, en 2004, au moment des JO d'Athènes, lassée de travailler sur le même projet. «Aujourd'hui, j'ai à la maison un mur façon les Experts,

où j'accroche des idées pour faire des connexions entre elles... C'est de là que viennent mes innovations.» Un mélange de sciences, d'instinct, et d'un esprit qui carbure à la résolution créative de problèmes. Elle nomme son activité de consulting «0.01» pour évoquer la fine marge de progression que les vêtements

Ils sont à l'origine d'une évolution scientifique ou écologique, d'une trouvaille farfelue ou d'une astuce pratique inespérée: Libé est allé à la rencontre d'inventeurs et inventrices de tous horizons.

techniques offrent aux plus grands sportifs. Pour elle, tout était déjà écrit. Après tout, elle est née «l'année de la création de Nike», et à Bolton, «ville de filatures connue pour son industrie du coton». Elevée par sa mère, qui enseigne les «sciences domestiques» ou l'art de tenir un foyer, elle grandit avec un sens aiguisé de la débrouille. «On avait peu d'argent. Si on voulait un vêtement de designer, on achetait le patron pour le faire nous-mêmes.» Avec son ami d'enfance, elle construit des cabanes et joue au mécano, achète des jeans en vrac, qu'elle revend sur le marché. Sa généalogie est matrilinéaire – elle mentionne ses oncles et cousins ingénieurs, «modèles masculins» bienveillants, mais c'est en parlant des femmes de sa vie qu'elle s'éclaire. Sa fille, cavalière comme elle, qui s'apprête à entrer à l'université. Ou sa grand-mère «aventurière», «libre et très amusante, qui allait volontiers à contre-courant». Elles se ressemblent, paraît-il.

Si le Fastskin la mène au sommet, il est suivi d'un crash. Fiona Fairhurst travaille quelques années pour l'équipe olympique britannique et rencontre un Argentin, ex-footballeur qui la rejoint en Angleterre. Elle accouche tard de sa fille. «J'avais 38 ans, et ça a ruiné ma carrière», soupire-t-elle. Elle subit plusieurs arrêts naturels de grossesse, se sépare, se remet à travailler pour un quart de ce qu'elle gagnait avant. «L'invisibilisation des femmes dans le travail n'est pas un mythe.» Elle s'agace encore de cet employeur qui lui demande comment elle fera avec un enfant, pour des déplacements à l'étranger («Si je n'ai pas à piloter l'avion, je devrais arriver à y aller», lui répond-elle), et des difficultés qui pèsent sur les parents solo.

Elle s'aventure à penser que tout arrive pour une raison, qu'il faut «suivre son intuition». Une infection après une opération de la hanche lui fait découvrir le fascia, tissu conjonctif riche en terminaisons nerveuses. La voilà qui s'inspire à nouveau de la nature, pour concevoir une gamme de lingerie gainante. «Nos corps aussi sont invisibles, car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médecine prend les hommes pour référence», dit-elle, émue quand elle raconte que sa mère est décédée au début du Covid d'un cancer mal diagnostiqué. Elle-même souffre d'un dérèglement endocrinien et fait depuis la chasse aux toxines, au plastique, aux polluants éternels. Elle entend se battre pour la santé des femmes et la durabilité, avec un enthousiasme inébranlable. «Rien ne sert d'être en colère ou défaitiste, ou de paralyser les gens avec de mauvaises nouvelles. Je suis toujours positive, et je suis là pour trouver des solutions.» Avec joie, donc, ou avec «Joy», le prénom de cette inspirante grand-mère. ➤

Par JULIETTE DÉMAS Photo RAPHAËL 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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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Une

Mardi 11 août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FLEETWOOD MAC

STEVIE NICKS VS LINDSEY BUCKINGHAM

Fleetwood Mac en 1975. PHOTO SEVER SCREEN COLLECTION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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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Par QUENTIN LAMBERT

Instagram, 17 novembre 2025: Stevie Nicks, autrice-interprète américaine et rockeuse de lé- gende, publie une mystérieuse photo, écriture manuscrite sur fond blanc : «And if you go forward...» Dans la foulée, Lindsey Bucking- ham, rockeur non moins légendaire, répond : «I'll meet you there.» Des messages qui se complètent pour former une strophe de leur chanson Frozen Love, sortie en 1973. Les ré- seaux sociaux s'enflamment. Les amants maudits de Fleetwood Mac vont-ils se retrouver ? La rumeur enfle. Une rumeur qui court depuis presque cinquante ans quand le couple, alors membres du groupe américain, s'est séparé lors de la conception de Rumours, septième album le plus vendu au monde avec plus de 40 millions d'exemplaires, sorti en février 1977. Objet de légend- res aussi réelles que fantasmées, le disque a été créé en pleine implosion durant laquelle les cinq membres du groupe ont mis à profit leurs haines réciproques pour créer une poule aux oeufs d'or. L'album connaîtra un nouveau pic de ventes inattendu en 2020, quand le single Dreamy de- viendra viral grâce à la vidéo TikTok d'un Américain de l'Adaho se filmant en train de se rendre au travail en skate, une bouteille de jus de canne- berge à la main, parce que sa voiture venait de tomber en panne.

Retour en février 1976 au studio Record Plant de Sausalito, près de San Francisco. Fleetwood Mac se- rait au bord de la rupture, quelques semaines seulement après avoir at- teint les sommets rêvés. Leur album Fleetwood Mac, sorti un an aupara- vant, est sur toutes les ondes et la tournée a été un triomphe. Une renaissance miraculeuse pour un groupe fondé à Londres en 1967 et qui est reparti à zéro en 1974, s'expa- triant aux Etats-Unis alors qu'il ne comptait plus que trois membres : les deux fondateurs, Mick Fleet- wood (à la batterie) et John McVie (à la basse), ainsi que sa femme, Christine McVie (au clavier et au chant). L'american touch des petits nouveaux, Stevie Nicks, 26 ans, et Lindsey Buckingham, 25 ans, avait alors tout changé. Le duo, repéré par le batteur lors d'un essai au stu- dio Sound City de LA en 1974, sort lui aussi enfin de la galère : Nicks travaillait alors dans un diner quand Buckingham faisait la tour- née des producteurs.

L'été 1975 est bercé par le soft rock hippie de Fleetwood Mac. Le hit mystique Rhiannon, balade de Nicks sur une sorcière celte, reste dix-huit semaines dans les charts. Le quintette semble avoir trouvé la bonne recette. En studio, Lindsey

«Rumours», thérapie de groupe pour Fleetwood Mac

Catharsis L'album, sorti en 1977, un des plus gros succès de tous les temps, est pourtant un disque de règlements de comptes où les membres de la bande, et surtout l'ex-couple Stevie Nicks et Lindsey Buckingham, s'invectivent par chansons interposées. Une mise en scène de leurs hostilités aussi brillante que lucrative, qui se poursuivra pendant des décennies.

Buckingham, le perfectionniste, est le moteur. Sur scène, Nicks est l'icône, entre longs châles vaporeux, harmonies profondes et rauques et danses hypnotiques. Mick Fleet- wood et John McVie sont les gar- diens du tempo et de la mémoire de leur groupe. Christine McVie, poé- tesse lumineuse, en est l'âme. Tout leur sourit. Mais les six mois passés à sillonner le pays pour ce premier album à cinq vont fracturer le col- lectif. «Une très, très longue tournée, se plaint Fleetwood à la télé locale de Dallas en 1975, la plus longue ja- mais faite.» A ses côtés, Stevie Nicks rebondit : «Nous n'avons pas vrai- ment de congés, quelques jours ici et là.» A la question «comment cela af- fecte le groupe ?» Fleetwood montre ses cernes et Nicks rit jaune, l'air à bout. Les tensions apparaissent au grand jour. «Il n'y a rien de tel que le succès pour tout gâcher», résumera Buckingham au magazine britanni- que Mojo, dans un grand entretien du groupe en 2012.

«Exercice de déni complexe»

Au retour en Californie, pas de break en vue cependant. Il n'y a pas de temps à perdre, il faut lancer un au- tre album. Dans un reportage de mars 1977, un an après l'enregistre- ment de Rumours, le magazine Rol- ling Stone rapporte le «chaos émo- tionnel» qui entoure le groupe à l'heure de son entrée en studio, à Sausalito : tous les couples se sépa- rent. Christine et John McVie, Stevie Nicks et Lindsey Buckingham, Mick Fleetwood et sa femme, Jenny Boyd.

Buckingham et Nicks en 1998. PHOTO TIMOTHY A CLARY AFP

Quand l'enregistrement de ce qui deviendra Rumours débute, Stevie Nicks et Lindsey Buckingham se connaissent depuis dix ans. Dès l'arrivée de la native de Phoenix dans le groupe de l'époque du guitar- iste, en 1966, une connexion pro- fonde les lie. «Nous étions amants,

précisera-t-elle à Blender en 2003, mais nous étions sur le point de nous séparer lorsque nous avons rejoint Fleetwood Mac.» La chanteuse met fin à leur liaison après la tournée de 1975, ne pouvant plus supporter le «paternalisme» et «l'agressivité incontrôlable» de Buckingham, se-

lon les mots de la journaliste et réali- satrice du documentaire les Mille et Une Vies musicales de Fleetwood Mac (2024), Sophie Rosemont. Nicks s'explique dans le reportage de Rolling Stone en 1977 : «La meilleure explication, c'est : essayez de travailler avec votre secrétaire dans un bureau bruyant et rentrez avec elle le soir. Voyez combien de temps vous pouvez la supporter.» Quelques lignes plus loin, Chris McVie balance : «Un matin, Lindsey a dit : "Merde, je ne veux plus être malheureux" et il a commencé à voir des filles. Stevie n'a pas pu le suppor- ter...» «Nous devions nous livrer à un exercice de déni complexe, expli- quera Buckingham à Blender en 2003, en gardant nos sentiments personnels de côté tout en essayant de rester professionnels.»

Au début des enregistrements, Fleetwood, naïvement, avait loué une maison pour tout le monde, mais Nicks et Chris McVie refusent d'y vivre. La chanteuse prend un hôtel avec la claviériste, en proie elle aussi à des problèmes de coupl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elle a quitté John McVie, son mari pour qui elle avait rejoint le groupe en 1970. Dans Rolling Stone, elle se souvient des sessions comme d'«un vrai trauma- tisme». «Quand on se voit quasiment vingt-quatre heures sur vingt-qua- tre, on commence à voir les mauvais côtés de l'autre. J'ai rompu avec John en pleine tournée. Je savais que c'était plutôt irresponsable, mais c'était ça ou finir en hôpital psychie- trique. [...] Nous n'avions que deux options : voir le groupe s'effondrer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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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III

serrer les dents et continuer.» Pour tout le monde en effet, il est clair que l'aventure musicale ne peut pas s'arrêter à ce moment-là. «Ils avaient conscience qu'ils amenaient la pop rock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analyse Sophie Rosemont. L'album était une thérapie de couple, une sorte de catharsis qui leur faisait autant de mal que de bien.»

Mick Fleetwood, le «gentle giant» comme aimait l'appeler Chris McVie, vacille aussi. Sa femme et mère de ses deux enfants, Jenny Boyd, le quitte pour son meilleur ami. Mais pour le cofondateur de Fleetwood Mac, 28 ans à ce moment, le groupe passe avant tout: «Etre membre de ce groupe, c'est jouer malgré les hauts et les bas», assure-t-il à Rolling Stone en 1977. Quarante-trois ans plus tard dans Classics Magazine, il prendra du recul: «On vivait dans un univers très fermé, on s'était imposé un rythme de travail intense dans un monde créatif sous haute pression. C'est beaucoup demander quand, à chaque fois qu'on croise le regard de quelqu'un, on a le cœur qui bat la

chamade ou on a envie de lui planter un poignard dans le dos.» La musique adoucit les cœurs, la drogue et l'alcool aussi – et les deux tournent à profusion dans le studio de Sausalito. «On a eu de la chance de s'en sortir vivants», fait remarquer Mick Fleetwood. «On se sentait tellement mal à cause de ce qui se passait qu'on prenait une ligne pour se remonter le moral», confiera Nicks à Mojo.

Moteur créatif imparable

«Je pensais enregistrer un album comme les autres, se rappelle Ken Caillat, l'un des producteurs, à Mojo. Un jour, j'ai entendu des cris et j'ai vu Chris jeter un verre de champagne au visage de John. Stevie et Lindsey se sont disputés au micro. Ensuite, Mick est entré en pleurs. Je me suis demandé si c'était contagieux.» Des anecdotes – parfois inventées – façonneront la légende de l'album. Les horloges retirées du studio pour ne pas compter les heures? Légende. Buckingham qui accorde un piano quatre jours durant? Exagéré, même s'il a admis qu'«à cette époque, où tout le monde était un peu... déjanté, cela aurait pu prendre plus de temps que prévu». Il est établi en revanche qu'une nuit fut bien gâchée après la consommation de cookies coupés au cannabis («On est restés assis pendant des heures à se regarder sans rien dire», se souvient Nicks dans Mojo) et que le dealer était à deux doigts d'être dans les remerciements du disque.

Contre toute attente, cette atmosphère a été un moteur créatif. Mick

Fleetwood s'en étonnera des décennies plus tard: «Chris, Stevie et Lindsey écrivaient ces chansons les uns à propos des autres et les chantaient ensuite au même micro. Warner [le label, ndlr] était terrifié et me demandait: "On a toujours un groupe?"» Sur les onze chansons de l'album, une seule est signée par tous les membres, l'intense et profonde The Chain au riff de basse légendaire, fruit d'une production hallucinante faite d'enregistrements récupérés çà et là. «Il ne faut jamais rompre la chaîne qui nous lie» y résonne comme un sermon. Les autres titres sont de teneurs bien différentes. Dans Dreams, single envoûtant et lancinant écrit en dix minutes, Stevie Nicks balance à Buckingham: «Tu dis que tu veux ta liberté/Eh bien, qui suis-je pour te retenir?» Réponse du guitariste avec la très rock Go Your Own Way: «T'aimer n'est pas la meilleure chose à faire.» «Dreams et Go Your Own Way sont des "jumelles", dira Stevie Nicks. La même chanson écrite par deux personnes.»

L'état d'esprit de Buckingham est limpide dans Second Hand News: «Une chose que tu dois savoir, c'est que tu ne me manqueras pas quand tu partiras.» Seules les paroles de Christine McVie sont optimistes. Dans You Make Loving Fun, elle s'adresse à son nouvel amant... l'éclairage du groupe, Curry Grant: «Oh toi si doux et merveilleux/Tout ce que tu fais me rend si heureuse.» Son ex-mari est à 2 mètres, assurant la ligne de basse. Il peut se réconforter sur Songbird,

dans laquelle elle s'adresse cette fois-ci à lui: «Pour toi le soleil brillera/Et je le sens quand je suis proche de toi, tout va bien.» C'est un soap opera en onze épisodes.

Sans un regard sur scène

Dès sa sortie, l'album devient numéro 1 des hit-parades américain, canadien, néo-zélandais, néerlandais et britannique et gagne le Grammy Award de l'album de l'année en février 1978, devant la BO de Star Wars et Hotel California des Eagles. Le public est conquis, et, en live, les fans deviennent spectateurs des tensions. L'immersion est totale. L'extrait d'un concert de 1997 est devenu viral sur les réseaux: Stevie Nicks et Lindsey Buckingham chantent Silver Springs, avec un commentaire incrusté au-dessus d'eux: «N'écris pas juste une chanson sur ton ex, force-le à la jouer et chante-lui sur scène.» Le hit de Nicks adressé à son amant, trop long pour figurer dans Rumours en 1976, a finalement été la face B de... Go Your Own Way. «Si les réseaux sociaux avaient existé à ce moment-là, ça aurait été terrible», pointera Stevie Nicks en 2024. Lors de la tournée pharaonique de Rumours en 1977, les membres arrivaient en limousines séparées, avaient différentes entrées sur scène, parfois sans un regard les uns pour les autres. «Tous les soirs, ils revivent leurs histoires et se balancent leurs quatre vérités devant 6 000 à 30 000 personnes, résume Sophie Rosemont. Ils ont choisi le succès au prix de leur santé mentale.»

Le groupe a également pu compter sur la pop culture pour prospérer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The Chain dans la BO du blockbuster Marvel les Gardiens de la galaxie 2, un épisode entier de la série chorale Glee consacré à Rumours ou encore Go Your Own Way en titre phare du jeu vidéo Guitar Hero. Pour Axel Stanko, spécialiste musical et animateur du compte Instagram «le Son des darons» consacré au rock, «certes il y a les gossip, mais l'album est très bon, éclectique, tous les refrains sont entêtants. Ils maîtrisent leur composition, leur style et s'entourent des meilleurs ingés son de l'époque». Le talent mélodique devient intemporel. Ce qui n'étonne pas non plus Sophie Rosemont: «Les paroles plaisent aux nouvelles générations. Fleetwood Mac faisait ce que Billie Eilish et Taylor Swift font aujourd'hui: un journal intime, des émotions brutes...»

En novembre 1977, Stevie Nicks et Mick Fleetwood entament une relation cachée, remettant une pièce dans la machine à rumeurs qui n'a cessé de tourner, faisant de Rumours l'une des haines les plus lucratives de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A plus de 75 ans, les amants maudits de Fleetwood Mac en tirent encore profit. Les mystérieuses publications Instagram du 17 novembre étaient, en réalité, la promotion de leur album réédité Buckingham Nicks de 1973. Fin de la rumeur, pour cette fois. ➤

MERCREDI LOUIS XI VS CHARLES LE TÉMÉRAIRE

«Tous les soirs, ils se balancent leurs quatre vérités devant 6 000 à 30 000 personnes.»

Sophie Rosemont réalisatrice du docu les Mille et une vies musicales de Fleetwood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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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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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SERIE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iz Gomis, dans le quartier Goncourt, à Paris, le 16 juillet. PHOTO WILLIAM KEO

«On jouait jusqu'à très tard : ma mère devenait folle...»

Ma cité en été (3/6)

Elisabeth Gomis, directrice de la Maison des mondes africains, évoque sa jeunesse dans le quartier des Musiciens, aux Mureaux (Yvelines) et ces «soirées barbecues» qui s'éternisaient...

Une ambiance particulière. Les grandes vacances, la route, le soleil, la plage ou la montagne pour les autres pendant que tu restes dans ta cité en été. La faute à un tas de choses : des familles précaires, parfois nombreuses et un monde injuste. Les gamins qui ne partent pas en vacances se débrouillent entre les tours pour bouleverser leur quotidien et changer de décor

sans bouger. J'ai interrogé des «ex» de la cité. Ils ont quitté les lieux mais ils en gardent une trace pour toujours. Elisabeth Gomis, 45 ans, directrice de MansA (Maison des mondes Africains), se souvient de ses étés dans la cité.

Tu as grandi où ?

J'ai grandi dans un lotissement dans le quartier des Musiciens, aux Mureaux, dans les Yvelines. Tout au bout de la cité, tu tombais sur notre

Les plus grands avaient une chance supplémentaire : ils prenaient le train pour aller à Paris. Je les regardais partir...

petit pavillon. On était la seule famille noire du lotissement.

Tu partais souvent en vacances ? J'ai passé de nombreux étés à la cité, presque tous ceux de ma jeunesse. Je me souviens de mes premières vraies vacances. Je dis «vraies vacances» parce qu'il m'arrivait de partir dans le Val-d'Oise chez ma cousine. J'avais 6 ans la première fois. Je suis allée avec ma mère chez de la famille à Roquebrune, dans le Var. J'ai découvert la mer. J'avais 12 ans la deuxième fois.

Mon père, qui travaillait chez Renault, refusait de m'envoyer en colonie avec son comité d'entreprise. Je fouillais dans le catalogue en rêvant de vacances. Je lui ai fait une crise après avoir cartonné en sixième : les félicitations à tous les trimestres. Il a cédé. Je suis allé en Corse. C'était étrange pour moi de partir sans ma famille et de prendre l'avion.

C'était comment ?

Il y avait un tas de gamins de Renault. Au départ, nous étions divisés naturellement entre deux catégories : les enfants de cadres et ceux des ouvriers. Deux mondes qui ne se rencontrent jamais. Mais les frontières ont rapidement disparu. La colonie a été mon premier apprentissage de la vie à l'extérieur de la cité.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étés à la cité et les autres saisons de l'année ?

Déjà, l'été, une grande partie des potes maghrébins ne sont plus là, ils embarquent dans les voitures pour aller au bled. Tu te retrouves entre «subsahariens». Tout est plus lent l'été à la cité, tout tourne au ralenti. J'allais souvent au centre social pour danser. Parfois, il y avait des sorties, on allait se baigner au lac de Verneuil. J'allais aussi à la médiathèque. Je pouvais emprunter des livres et des disques. On se débrouillait pour passer le temps. Je nous revois avec mes copines sur un banc en train de discuter pendant que les garçons jouaient au foot. Nos parents étaient plus cool sur les horaires. Les plus grands avaient une chance supplé-

mentaire : ils prenaient le train pour aller à Paris. Je les regardais partir. Je n'ai pas eu droit de le prendre seule avant mes 16 ans.

C'était comment les soirs ?

Les soirées se prolongeaient dans notre jardin. Ma grande sœur organisait des barbecues. Des potes et des cousins venaient pour jouer au Scrabble et au Monopoly. On était des fous des jeux de société. On jouait jusqu'à très tard. Ma mère devenait folle. Elle nous trouvait dans le jardin en se levant le matin très tôt, à 4 heures, pour aller au travail.

Il y a une chanson qui te rappelle tes étés à la cité ?

California Love, de Tupac ! Le frère de ma pote habitait au huitième étage. Sa chambre donnait sur notre lotissement. Il tournait les enceintes vers l'extérieur, comme dans le film la Haine, et il mettait la chanson en boucle. Toute la cité vibrait. Je me souviens aussi de la voiture de mon

grand cousin, une Renault 25. Il nous emmenait à Paris. Il roulait sur l'A13 avec la musique à fond. Je me disais : «Waouh, c'est ça la vie...» Tu te faisais des nouveaux potes l'été ?

Je me souviens de Romaric, un Congolais, qui organisait des fêtes légendaires. Il habitait dans un autre quartier des Mureaux. Sa mère, qui aimait la musique, et qui ne supportait pas de nous voir galérer, laissait son fils organiser des fêtes interminables dans son appartement : de midi à midi. J'ai dû trouver des combines pour en profiter. Je n'avais pas le droit de rester toute la nuit. Je rentrais à l'heure du dîner pour négocier une rallonge. Un de mes grands frères se portait garant. Je devais rentrer à 1 heure du matin précise, une sorte de Cendrillon.

A quel âge as-tu compris que les étés à la cité sont une injustice ? Très vite grâce à mes grands frères. Ils me disaient souvent : «La vie est loin d'ici.» Ils m'ont poussé à aller voir le monde. A 16 ans, je suis au taquet sur la danse, je rencontre d'autres gens, je fais aussi de l'athlétisme qui m'ouvre des portes. Un voyage a tout changé pour moi, grâce aux colonies de vacances de Renault. A 17 ans, je me retrouve au Costa Rica. Tu croises des gens qui ont des vies différentes, des nouveaux paysages et des ambiances incroyables. A ce moment je me dis : «Le monde est tellement vaste... Putain, j'ai loupé trop de choses mais ce n'est pas trop tard.» Depuis ce moment, je n'ai jamais cessé de voyager.

Recueilli par

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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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PHOTO / É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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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CE D'OEUVRES PHOTO

à Rouen (Seine-Maritime) L'EOP propose des expositions de photographies documentaires installées dans l'espace public, avec pour fil conducteur le rapport au vivant. EOP invite à découvrir des œuvres de photographes- auteurs, provoque la surprise et l'étonnement, engage un dialogue avec les passants.

Nenets chéris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l'EOP de Rouen avec Antoine Boureau.

En novembre 2021 Antoine Boureau décide de partir à sept heures de piste au sud de Nadym, dans le district au- tonome de Jamalie. Dans le nord- ouest de la Sibérie, il va partager le quotidien d'une famille Nenets, un peuple nomade de Russie d'environ 40000 membres qui vit prin- cipalement de l'élevage de rennes. Entre la coupe du bois et les soins aux bêtes, le photo- graphe évoque les évolutions climatiques qui mettent en péril leur mode de vie et celui des animaux dont ils dépendent pour subsister. Slepushkine, le père de famille est inquiet. En plus des vagues de chaleur inhabituelles qui

modifient et altèrent les sols et leurs ressources, les compagnies gazières russes ont fait passer des pipelines sur la toundra pour en exploiter les immenses ressources en gaz et en pétrole. Infranchissables pour les rennes, il en résulte des modifications des couloirs migratoires séculaires qui perturbent les troupeaux. La transhumance est la seule façon pour les ren- nes de trouver à paître la mousse et le lichen. Ainsi entravés dans leur déplacement, victi- mes des fortes pluies (la neige imbibée d'eau se transforme en couche de glace trop épaisse en hiver pour que les animaux puissent la cas- ser et se nourrir) on en retrouve fréquemment qui sont morts de faim. Ces photos, au-delà de leur évident intérêt ethnographique, posent la question du devenir du mode de vie de ce peuple animiste, qui «emprunte» la terre sur laquelle il vit. Faute de loi pour protéger les minorités ethniques, la sédentarisation et l'assimilation sont un autre danger qui les menacent.

EMILIE ROUY

Environ 40 000 Nenets peuplent la Russie.

Miroslav, 7 mois, suçant une oreille d'un renne fraichement tué, dans les environs de Nadym. PHOTOS ANTOINE BO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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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ÉTÉ / BD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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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VII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 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 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 dent va-t-en-guerre Woo- 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 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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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Libération Mardi 11 Août 2026

LE QUIZ DU JOUR

Les années en 6

Par FABRICE DROUZY

1 On l'oublie souvent mais 2016 était... A L'an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bleau L'periodique des éléments B L'année internationale des légumineuses L'année internationale du tourisme durable L'année internationale de l'agriculture familiale

2 Sale temps pour les dictateurs en 2006:

A Saddam Hussein est pendu B Kadhafi est tué Pol Pot meurt D Habib Bourguiba est destitué

3 Sacrée année scientifique en 1996 avec...

A La création du premier mammifère par clonage (Dolly) La première greffe de la main Le lancement des trithérapies pour lutter contre le sida La découverte du gluon

4 1986, année d'explosions... A La centrale de Tchernobyl B Le vol UTA 772 au-dessus du Niger L'usine chimique AZF de Toulouse La navette spatiale americaine Challenger

5 1976, sale année pour la démocratie. A La junte militaire prend le pouvoir en Birmanie B Répressions des émeutes de Soweto D Début de la dictature en Argentine D Début du génocide perpétré par le régime des Khmers rouges

6 En 1966, à San Francisco, on a pleuré... A Le dernier concert public payant des Beatles B Les victimes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Classassinat de Martin Luther King D Une épidémie qui causa la mort de près de 1000 phoques

7 1986, année de conflit au Proche-Orient:

A La guerre des Six Jours.

La crise du canal de Suez Septembre noir en Jordanie L'invasion du Liban par la Syrie

8 Une grande date pour l'archéologie en 1946, avec...

A La découverte du tombeau de Cléopâtre B La localisation de l'Atlantide (du côte de l'archipel de Santorin) L'attribution du premier prix Jones (équivalent du Nobel pour la discipline) La découverte des manuscrits de la mer Morte

9 En 1936, la gauche gagne les élections. Le gouvernement de Léon Blum durera...

A Six mois B Un an Deux ans D Trois ans

10 Et en l'an VI du 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nous étions...

A Entre 1789 et 1790 B Entre 1795 et 1796 O Entre 1797 et 1798 D Il n'y a pas eu d'an VI

8,9,9,10,10

Réponses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UN POCHE POUR LA PLAGE

ROBERT SILVERBERG

L'ORIELLE INTERNE

Traduit de l'anglais (Etats-Unis) par Guy Abadia, Folio «Science-fiction», 338 pp., 9,50 €.

Aujourd'hui, un roman psychologique qui place le lecteur dans la tête d'un «monstre».

David Selig a le pouvoir de lire dans l'esprit des autres. Donc de savoir comment on le juge, à quoi l'on rêve, avec qui on vit, etc. Cela lui permet aussi d'anticiper les coups et les attentes d'autrui, et par principe, il s'est toujours refusé à sonder ses compagnes. «J'étais condamné à être le crapaud de la société, son plus horrible voyeur.» Il a six ans quand il découvre ce don qu'il cache soigneusement à son entourage et, jusqu'à 25 ans, tout est pour le mieux. Quand s'ouvre le roman, ce juif new-yorkais de 41 ans habite un petit deux-pièces au douzième étage d'un immeuble décati et gagne sa vie en rédigeant, à leur place, les dissertations d'étudiants de Columbia, à 3,50 dollars la page dactylographiée. Malgré ses capacités télépathiques, sa vie professionnelle et ses histoires d'amour ont tourné court, contrairement à Tom Nyquist, capable comme lui de lire dans les pensées, et qui s'en est servi pour devenir riche. Mais David Selig a toujours culpabilisé de le faire tout en échouant à nouer des relations sincères. Avec sa sœur Judith, de huit ans plus jeune, qu'il a tenté de tuer par l'esprit quand elle était bébé, elles ont toujours été exécrables; elle tente désormais de se rapprocher de lui. L'Oreille interne fait partie des livres cultes publiés par l'Américain Robert Silverberg dans les années 70. Ce roman psychologique place le lecteur dans la tête d'un «monstre», à la fois horrifié et grisé par une faculté hors-norme qui l'empêche d'aimer et de se faire aimer.

FRÉDÉRIQUE ROUSSEL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Viking

La «bannière du corbeau» est un symbole puissant dans l'histoire viking. Visible sur la tapisserie de Bayeux (XIe siècle), ce drapeau y témoigne de l'invasion normande de l'Angleterre en 1066. Les Normands, descendants des Vikings originaires de Scandinavie, avaient en effet adopté ce symbole dès le Xe siècle, après leur installation en France. Originellement, ce drapeau était le plus souvent triangulaire, avec des bords arrondis décorés de motifs végétaux. Le corbeau qui le caractérise était le symbole d'Odin, le dieu suprême des Vi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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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ffaire Lyhanna, Alain Madelin, Alexandra Schwartzmod

Directeur, Antoine Boureau, Arthur Lochmann, Au Paname, Au Paname Art, Au Tatarstan, Billie Eilish, Bob Wilson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以下为翻译质量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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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与日期错误（BLOCKING）

• 问题：译文中 "2019年至2023年" 与原文 "2019 et 2023" 不符（原文未明确提及区间，仅提及两个年份）。 核查：原文抽样中未见具体区间描述，仅提及 "Entre 2019 et 2023"。译文扩展为区间属过度解读。 级别：[WARNING]（非致命，但需修正为 "2019年和2023年"）。

• 问题："15-24岁青年失业率第二季度高达21.6%（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 中的 "2.5个百分点" 与原文 "2,5 points" 不符（原文为 "2,5 points"，即2.5个点，非百分点）。 核查：原文明确为 "2,5 points"，译文误译为 "百分点"。 级别：[BLOCKING]（数字单位错误，严重影响理解）。

• 问题："17年11月的神秘Instagram帖子" 中的 "17年" 疑为幻觉。 核查：原文抽样中未见 "17年" 相关描述，标题索引亦无匹配。译文可能误解 "1977年" 为 "17年"。 级别：[BLOCKING]（幻觉内容，需删除或修正为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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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表述错误（WARNING）

• 问题："结绳理论"（la cordée） 翻译不准确。 核查：原文 "la cordée" 指马克龙提出的 "社会阶层合作" 理念（类似 "攀登绳索" 隐喻），译文 "结绳理论" 易引起误解。 建议：改为 "攀登绳索理论" 或 "社会合作理论"。 级别：[WARNING]。

• 问题："充分就业触手可及"（le plein-emploi à portée de main） 译文过于口语化。 核查：原文为正式表述，译文应保持严谨性，如 "充分就业近在咫尺"。 级别：[WARNING]。

• 问题："虚假繁荣"（trompe-l'œil） 翻译不完整。 核查：原文 "trompe-l'œil" 含 "假象" 之意，译文应补充为 "虚假繁荣（假象）"。 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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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遗漏与残留（WARNING）

• 问题："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分析与预测部主任埃里克·埃耶（Eric Heyer）" 中 "分析与预测部" 为遗漏。 核查：原文为 "directeur du département analyse et prévision de l'OFCE"，译文缺失 "département"（部门）。 级别：[WARNING]。

• 问题："法国审计法院第一庭庭长卡琳·康比" 中 "第一庭" 遗漏。 核查：原文为 "la présidente de la première chambre de la Cour des comptes"，译文应为 "法国审计法院第一庭庭长卡琳·康比"。 级别：[WARNING]。

• 问题："法国经济观察与研究中心（OFCE）6月预测增长率为1%" 中 "6月" 为幻觉。 核查：原文抽样中未见具体月份，仅提及 "L'OFCE prévoyait en juin"。需确认是否为6月。 级别：[FALSE_POSITIVE]（若原文确有 "juin"，则为误判；否则为 [BL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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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式与标签问题（BLOCKING）

• 问题："FLOURT RECUEIL" 残留法语标签。 核查：原文中为采访者署名标签，译文应删除或翻译为 "采访：克洛艾·达斯凯"。 级别：[BLOCKING]。

• 问题："➤" 符号未翻译。 核查：原文为结尾提示符，译文应改为 "（完）" 或 "——全文完"。 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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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幻觉内容（BLOCKING）

• 问题："2027年财政法案必须让最富有群体承担相应责任" 中的 "2027年" 疑为幻觉。 核查：原文抽样中未见 "2027" 相关表述，标题索引亦无匹配。译文可能误解上下文。 级别：[BLOCKING]（需确认原文是否提及 "2027"）。

• 问题："绿色基金增值计划" 中的 "增值" 疑为幻觉。 核查：原文为 "le plan de valorisation du fonds vert"，译文应为 "绿色基金评估计划" 或 "绿色基金优化计划"。 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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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问题

• 问题："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 缩写未展开。 核查：首次出现时应展开全称，如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 级别：[WARNING]。

• 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金（RSA）" 术语不一致。 核查：原文为 "bénéficiaires du RSA"，译文应统一为 "最低生活保障金（RSA）受益人"。 级别：[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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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 阻塞性问题（BLOCKING）： - 数字单位错误（2.5个点 vs 百分点）。 - 幻觉内容（"17年"、"2027年"）。 - 残留法语标签（"FLOURT RECUEIL"）。

2. 警告性问题（WARNING）： - 术语翻译不准确（"结绳理论"、"虚假繁荣"）。 - 遗漏关键信息（部门名称、庭室名称）。 - 格式问题（符号未翻译、缩写未展开）。

3. 无误报（FALSE_POSITIVE）： - "6月" 预测时间（若原文确有 "juin"，则为误判）。

建议： - 修正数字单位及幻觉内容。 - 统一术语翻译，补充遗漏信息。 - 删除残留法语标签，规范格式。

最终结论：存在多处 [BLOCKING] 级别错误，需紧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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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3（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2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26（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2（共修复 2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2 处问题）